何叔衡確實成了毛澤東最得力的助手，毛澤東不在長沙時，小組領導事務委托何叔衡主持。
毛澤東對何叔衡作過如下評語：
何胡子是一條牛，是一堆感情。[4]
據何叔衡自己說，則有一句如此之言：
潤之說我不能謀而能斷，這話是道著了。[5]
另外，毛澤東還說過：
叔翁辦事，可當大局。非學問之人，乃做事之人。[6]
毛澤東以上三句評語，大體上描畫出何叔衡的特色。
[1]《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傳》第4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蕭瑜：《毛澤東和我曾是“乞丐”》，昆侖出版社1989年版。
[3]《“一大”前後》第1冊，第394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5]謝覺哉：《憶叔衡同誌》，延安《解放日報》1945年5月8日。
[6]《不屈的共產黨人》，第8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湖北出了個董必武
洞庭湖之南的湖南在籌建共產主義小組的時候，洞庭湖之北的湖北也在籌建之中——他們稱作“共產主義研究小組”。
湖北的共產黨領袖人物是董必武。他是中國共產黨“五老”之一。這“五老”是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吳玉章。
董必武原名賢琮，又名用威，字潔，號璧伍，必武本是他從事秘密革命活動時的化名，後來竟以此名傳世。
董必武出生在中國一個不平凡的縣——湖北黃安縣。那兒本是大別山東段的窮地方，然而，“窮則思變”，那裏成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大本營”：不僅出了董必武和李先念兩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而且出了233位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軍！這樣，黃安縣後來也就改名為“紅安縣”。
董必武17歲那年中了秀才，28歲時東渡日本，在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攻讀法律。在那裏，他見到了孫中山，並加入了中華革命黨（1919年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他曾回憶見到孫中山的情景：
先生……指示中國的出路，唯有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特別鼓勵我們在失敗後，不要灰心氣短，要再接再厲地努力去幹。革命不是僥幸可以成功的，隻要我們在失敗中得到教訓，改正錯誤，提出好的辦法來，繼續革命，勝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1]
董必武從孫中山麾下轉到馬克思旗下，最初是受了李漢俊的影響。
董、李本不相識。
1918年3月，董必武擔任鄂西靖國軍總司令蔡濟民秘書，參與反對北洋軍閥的護法戰爭。1919年1月27日夜，蔡濟民突遭靖國軍唐克明部隊槍殺。董必武趕往上海，向正在上海的孫中山報告事件經過。
董必武來到上海時，正巧，湖北省善後公會在上海成立，租了上海法租界霞飛路漁陽裏（今淮海中路567弄）路南的一處房子作為會址，並請董必武和張國恩主持會務。這樣，董必武便在霞飛路漁陽裏住了下來。
董必武
張國恩也是湖北黃安人，跟董必武一起赴日留學，一起加入中華革命黨，是董必武的好友。
他們一起住在善後公會。斜對麵路北住的也是一位湖北人，名叫詹大悲。詹大悲與董必武早就相熟，他曾在1912年任國民黨漢口交通部部長，後來亡命日本，加入了中華革命黨。
經詹大悲介紹，董必武結識了詹家的一位鄰居。那位鄰居也是湖北人，剛從日本帝國大學畢業歸來，跟董必武一見如故。此人便是李漢俊。
李漢俊跟董必武談蘇俄，談列寧，談馬克思主義，借給他日文版的《資本論入門》以及考茨基的著作，最終使董必武從三民主義者轉向馬克思主義者。誠如董必武自己所說：
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運動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裏打仗。李漢俊來了，把頭緒理出來了，說要搞俄國的馬克思主義……[2]
董必武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之路。回到武漢，他和張國恩等人商議辦學，培養人才。
他們設法籌集資金，董必武還把身上的皮袍脫下典當，以作辦學經費。
經過四方奔走，終於在湖北省教育會西北角、涵三宮街南麵的一條小巷裏辦起了私立武漢中學校。這所中學後來成為湖北的紅色據點，該校英語教員陳潭秋成了董必武的密友。
[1]董必武：《回憶第一次謁見孫中山先生》，《新華日報》（武漢版）1938年3月20日。
[2]《董必武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湖北共產主義小組》，《“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第369～370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陳潭秋、包惠僧加入武漢小組
董必武如此回憶他跟陳潭秋的交往：
我第一次見到陳潭秋是1919年夏天……剛從國立武昌高等師範英語部畢業的潭秋來上海參觀，經他同班同學倪則天的介紹，我們見了麵。由於誌同道合，我們一見如故，在上海期間，相互交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心得，暢談改造中國和世界的抱負，同時商定用辦報紙、辦學校的方式傳播馬克思主義，開展革命活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