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垂在“老虎窩”旁邊——湖北省警察廳背後——的武漢多公祠5號掛起了“劉伯垂律師事務所”的牌子。那裏，成了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們經常聚會之處，而“老虎”們居然沒有發覺這眼皮底下的紅色目標。
一個多月，這個“小組”增加了兩名成員：
一位叫越子健，又名雲詡，董必武的同鄉，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據雲是董必武介紹的。
另一位叫趙子駿，是武漢的青年工人，由鄭凱卿介紹加入小組。
張國恩由於律師事務忙碌，而且對馬克思主義沒有多大興趣，在小組成立三個月後聲明退出。
在1921年春，又有劉子通、黃負生加入武漢共產主義小組。這兩個人曾創辦《武漢星期評論》，都是湖北黃岡人——陳潭秋的同鄉。
李漢俊在1920年冬曾由上海回鄂探親，途經武昌時，曾與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們見麵，向他們講解過唯物史觀和社會主義學說。
另外，維經斯基的秘書馬馬耶夫和他的妻子馬馬耶娃，還有北京大學的那位“中國通”鮑立維，曾訪問過武漢，都住在張國恩律師事務所裏。馬馬耶夫本來想以教英文作掩護幫助武漢共產主義小組開展工作，無奈三位高鼻碧眼的外國人，在外國人不多的武漢畢竟是太惹人注意了。他們隻是在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利群書社參觀了一番，不得不離開那裏。
[1]《董老憶潭秋》，《楚暉》第1期，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陳獨秀回北京後經天津再去上海。
[3]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包惠僧回憶錄》，第365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山東的“王大耳”
共產主義之火，也在山東點燃。
山東雖是中國舊文化發源地，但講到現在的新文化，卻是幼稚得很。別的不用說，單就專門學校而論，還是被一班販賣日本古董的客商在那裏專利，很帶點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色彩。
從去年10月間，省議會議員王樂平組織了一個齊魯通信社，附設賣書部，專以販賣各項雜誌及新出版物為營生。通信社雖以人的問題未能十分發達，賣書部卻是一月比一月有進步，頭一個月僅賣五六十元的書，到最近每天平均總可賣十塊錢。賣書部創設的本意，固然非以營利為目的，但營業擴充，即是證明山東學界想著研究新文化的也很有進步……
這則題為《山東新文化與齊魯書社》的報道，發表於1920年10月7日的北京《晨報》。這表明孔子的故鄉，也飄起了新文化的旗幟。
這位在山東舉起新文化大旗的王樂平先生，是中華革命黨黨員。在五四運動中，他是山東的活躍人物，曾作為山東省議會的代表前往上海，籲請上海各界支援山東人民的鬥爭——因為五四運動的鬥爭焦點之一，便是要求從日本手中收回山東主權，收回青島。
王樂平在他住宅的外院創辦了齊魯書社，推銷《新青年》《每周評論》《資本論入門》《唯物辯證法》《俄國革命史》等，在山東播撒馬克思主義種子。
王樂平
王樂平在赴京時跟陳獨秀相識，彼此間開始通信聯係，當陳獨秀在上海組織了共產主義小組，曾致函王樂平，約他在山東組織共產黨。
王樂平雖說是進步的開明人士，卻不願加入共產黨，更不願出麵組織山東共產黨，於是把此事轉交給了他的遠親、同鄉王盡美。
王盡美是山東莒縣大北杏村人氏（今屬諸城縣枳溝鎮），年紀比王樂平小得多，出生於1898年。他原名王瑞俊，字灼齋，天生一對大耳朵，得了個雅號“王大耳”。毛澤東在1949年曾這樣談及王盡美：
王盡美耳朵大，長方臉，細高條，說話沉著大方，很有口才，大夥都親熱地叫他“王大耳”……[1]
其實，“王大耳”在20歲之前，耳朵裏聽見的隻是一個小小村子裏的聲音。這位佃農的兒子從小在依山傍水的大北杏村長大，12歲進了私塾，一邊種田，一邊學點文化，17歲便與李姓女子成婚。倘若他安於那小小的世界的話，可以在那祖祖輩輩生活的小村子裏過一輩子男耕女織的生活。
然而，望著滔滔濰河水，望著蔥蔥喬有山（即南嶺）樹木，他心潮起伏，賦詩言誌：
沉浮誰主問蒼茫，
古往今來一戰場。
濰水泥沙挾入海，
錚錚喬有看滄桑。
在20歲那年，他終於告別故鄉熱土，告別老母賢妻，前往省城濟南，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師範學校不僅不收學費，還免費供應食宿。
他來到了一個大世界，他的“大耳朵”聽到了時代的呼聲，聽到了新文化運動的呐喊。
進校才一年，正遇五四運動，他成了學生中的積極分子，成了山東省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同時跟王樂平有了密切的來往。
不久，他來到更大的世界——北京。在那裏，他知道了什麼叫馬克思主義，迅速地站到馬克思主義的大旗之下，成為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通訊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