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歲那年，鄧恩銘的命運發生了變化，他走出了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寨，作千裏遠行。那是他的二叔黃澤沛熱情來信，邀他到山東濟南上學，他便與叔母、堂弟一起，經香港、上海，抵達濟南。
黃澤沛，清朝進士，後來到山東當縣官。他其實姓鄧，他的父親鄧錦臣與鄧恩銘的祖父鄧錦庭是親兄弟，由於他過繼給姑母家，於是改姓黃。鄧恩銘到了他家，也取了個黃姓名字，叫“黃伯雲”。
離開水族村寨時，鄧恩銘賦詩言誌：
男兒立誌出鄉關，
學業不成誓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
人間到處是青山。
鄧恩銘在1917年10月抵達濟南，便進入山東省立第一中學讀書。這是山東的名牌中學，在這裏讀書，鄧恩銘知識猛進，眼界大開。
進入省立一中一年多之後，五四運動山呼海嘯般爆發，山東成了全國注視的焦點。18歲的鄧恩銘投身於洶湧澎湃的學生運動，被同學們推舉為省立一中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兼出版部部長。
就在這時，他與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領袖王盡美結識。從此，他倆肩並肩，在濟南從事革命活動。
王盡美和鄧恩銘等在1920年秋組織了“勵新學會”，王盡美被推舉為《勵新》半月刊編輯部負責人，鄧恩銘擔任學會庶務。
《勵新》半月刊在1920年12月15日創刊。《發刊詞》指出，勵新學會的宗旨是“對於種種的問題都想著一個一個地給他討論一個解決的方法，好去和黑暗環境奮鬥”。
為著更進一步“和黑暗環境奮鬥”，王盡美和鄧恩銘組織了山東共產主義小組。這時的鄧恩銘不過20歲，而王盡美也隻有23歲。
[1]《鄧恩銘烈士專集》由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況編寫組編，1983年3月在都勻印出內部參考本。
斯托諾維奇在廣州找錯了對象
當共產主義之火在中國的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逐一點燃之際，中國南方第一大城市廣州，也出現了共產主義“幽靈”。
廣州是當時中國的一片熱土，共產黨的種子最容易在那裏萌芽，因為那裏是孫中山的大本營，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當維經斯基率領那個“記者團”抵達北京之後，便兵分幾路：他自己率“主力”前往上海；馬馬耶夫夫婦和鮑立維去了武漢；那位從哈爾濱奉命趕往北京的大胡子、俄共（布）黨員斯托諾維奇，則在上海住了幾個月之後，被維經斯基派往廣州。
熱浪在廣州澎湃，隻有傍晚時一場豪雨驟降，才能使人舒上一口氣。1920年9月，在寒帶長大的斯托諾維奇新來乍到廣州，真不習慣。對於滿街戴著尖頂鬥笠的廣州人，對於人行道上便於遮雨的過街樓，他感到非常新奇。
斯托諾維奇在廣州改了名字，叫Минор，即米諾爾。他與另一位俄共（布）黨員Песлин，即佩爾林，一起被維經斯基派往廣州。此外，還有一位既會講法語又懂中文的越南人。斯托諾維奇用法語與那位越南人交談。
斯托諾維奇此行的目的是在廣州建立共產黨組織，不過，他的公開身份是“遠東共和國”記者。這個蘇俄在遠東臨時建立的緩衝國，給人以“中立”的印象，也就使人們難以想到他會是俄共（布）黨員。
他和佩爾林在廣州市中心永漢北租下了“光光”眼鏡店二樓（今廣州北京路太平餐館對麵）。
他真的幹起了記者行當，在那裏辦起了“俄華通訊社”。
斯托諾維奇在廣州四處活動，尋找廣州的馬克思主義者，以便著手在那裏組織共產黨。不過，他不像維經斯基那麼順利，因為維經斯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釗，在上海找到了陳獨秀，“紮根串聯”那“根”都“紮”得很準。
也許是缺乏工作經驗，斯托諾維奇和佩爾林在廣州所“串聯”的，沒有一個是馬克思主義者：廣州女子師範學校的英語教師黃尊生、譚祖蔭，國文教師劉石心，當過漳州教育局局長的梁冰弦（他原先的秘書便是劉石心），在報館當校對的梁一餘，他的弟弟、雅號“生意佬”的梁雨川，還有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生區聲白——這七位，全是無政府主義者。
斯托諾維奇和佩爾林找錯了對象，細細探究起來，是因為來廣州時找錯了“向導”。陪同他們來廣州的，是廣東台山籍的北京大學學生黃淩霜。黃淩霜是一位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他曾加入過李大釗領導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後來又退出。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很自然的，黃淩霜引見的是廣州的一批無政府主義者。
在那個時代，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同行，都舉起了反軍閥之旗，都要求民主。但是，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組織共產黨，使斯托諾維奇和佩爾林的計劃落空。
當事者譚祖蔭在1981年的回憶，十分真實地道出了當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