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俄國人[1]同我們每周開一次會，多數在“光光”二樓開，有一次在黃尊生家開。我們開會是彙報本星期宣傳的經過，下一步應如何做。會上使用英語，一般由區聲白當記錄。區當時在嶺南大學教書，有時他來不了，就由我當記錄。黃尊生的英語好，由他當翻譯，梁冰弦和我也會聽、講英語。當時兩個俄國人不知道我們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我們講的是關於開展工人運動的事情，並由波金[2]用英文起草向工人宣傳的提綱，內容主要是揭露工人如何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不合理、不平等，要起來鬥爭，也講到關於社會主義的道理，然後由區聲白、黃尊生翻譯成中文，由黃尊生、劉石心去同和機器廠工人俱樂部作宣傳。這個俱樂部不大，可坐三四十人，我去過一兩次，隻是旁聽，沒講什麼。梁冰弦不常去，區聲白沒去過。記得有一次是講工人受資本家壓迫、剝削，聽眾有三四十個工人。工人沒有發言，因為聽完時間已經很晚，就散會了，也沒有組織工會。此宣傳活動是半公開的，沒有準備組織工人罷工。後來才有機器工會，但我沒有參與。我後來隻當教師，不問政治。當時兩個俄國人沒有和我們談到成立共產黨的問題。我們與共產黨不同，各走各路，自己喜歡怎麼搞就怎麼搞。如果提出組織就會馬上反對。我們不要頭頭，誰要做頭頭，馬上有人反對。1980年12月19日《人民日報》有篇文章說，兩個俄國人和我們七個無政府主義者已經組織了廣東共產黨，是廣東最早的共產黨員，這是誤會了。當時確實是沒有談到成立共產黨的問題，因為我們是無政府主義者，是不主張受什麼組織、紀律約束的。[3]
由於斯托諾維奇和佩爾林找錯了對象，這樣，廣州的共產黨組織並沒有建立起來。
說實在的，兩個不懂漢語的俄國人，對廣州又是人地生疏，在那裏找錯了對象也是情有可原的。何況，陪他們來到廣州的那位黃淩霜來自李大釗身邊（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主義小組時曾吸收他加入），這也在客觀上給他們造成了錯覺。
[1]指斯托諾維奇和佩爾林。
[2]即佩爾林。
[3]《譚祖蔭的回憶》，《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
北大三員“大將”南下羊城
其實，廣州也有“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
隻消讀一讀1919年11月連載於《廣東中華新報》的《馬克思主義》這篇長文，便可知作者對於馬克思主義有著深刻的了解。
茲照原文，摘錄若幹片斷：
自馬克思氏出，從來之社會主義，於理論及實際上皆頓失其光輝。（其）所著《資本論》一書，勞動者奉為經典……
由發表《共產黨宣言》之1848年，至刊行《資本論》第1卷之1867年，此二十年間，馬克思主義之潮流，達於最高……
自馬克思倡其唯物的曆史觀以後，舉凡社會的科學，皆頓改其麵目……
此文署名“匏庵”，乃楊匏安的筆名。
寫作此文之際，楊匏安23歲而已。
他是廣州香山縣（今中山市）人，早年在家鄉教小學。耿直的他，看不慣校長貪汙學款，予以揭發。然而，他卻因此遭到校長忌恨，反而被誣入獄。出獄後，他極度憤懣，欲尋求真理。於是，他東渡日本，在橫濱勤工儉學，日漸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回國後，他在澳門教書，不久，在廣州時敏中學任教，同時兼任《廣東中華新報》記者。他是廣州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人，正因為這樣，才寫了《馬克思主義》一文，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和“布爾什維克”主義。
楊匏安
可惜，斯托諾維奇沒有發現楊匏安。楊匏安是共產黨組織1921年在廣州建立之後才加入組織的。後來，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他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組織部代理部長。1925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罷工的領導者之一。1931年楊匏安被捕，死於刑場，終年35歲。
廣州著手成立共產黨，是從北京大學的三員“大將”抵達這南國名城之後開始的。
這三員“大將”原本都是廣東人，都考上北京大學，都在1920年暑假前畢業，從北京經上海到了廣州。
三員“大將”之一，便是本書序章中提及的那位陳公博，《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書的作者。
陳公博的父親陳致美是一位武官，在廣西當過提督。受父親的影響，陳公博從小受到文、武兩個方麵的訓練。他讀了許多中國古書，練就一支筆，所以他後來擅長寫作；他也會武術、會騎馬，身強力壯。此外，他從15歲起學習英語，為他後來留學美國打下了基礎。
他的父親因參與反清，在1907年被捕入獄，陳家陷入困頓之中，陳公博靠當家庭英語教師糊口。
辛亥革命之後，陳致美躍為“省議會議員”、“提督府軍事顧問”，年僅20歲的陳公博居然也當上了“縣議會議長”。如他所言：“那時真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
晚年譚平山
不過，他的父親仍要他去求學。他在《寒風集》中曾這樣回憶：
我的家庭內，母親很是嚴肅，而父親倒很慈和，我自有記憶以來，我的父親從來沒有打過我，並且也不曾罵過我。可是在辛亥反正之後，看我那樣趾高氣揚，便忍不住了。父親對我雖然素來慈和，可是嚴厲起來，卻秋霜滿麵，凜然令人生畏。一天他正色對我說，你拿什麼學識和資格去做參謀，去當縣議會議長？你這樣不知自愛，終有一天翻筋鬥跌下來，就是地位不跌下來，人格也會墮落。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就算為人罷，自己沒有學識，為人也為不了。自然，父親那時叫我什麼都不要幹，而去讀書……[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