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6章 響應(4)(2 / 3)

陳致美雖然在1912年9月去世,陳公博畢竟還是聽從了他的話,當了兩年教員之後,於1914年考入廣州法政專門學校。1917年畢業之後,他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

北大,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他在那裏拜識了校長蔡元培,文科學長陳獨秀。尤其是五四運動,給了他難忘的印象。

後來,他在《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書中,曾作如此描述:

對我來說,回憶這一時期的活動是非常有趣和令人興奮的。我處在巨大的浪潮中,自始至終目睹了這次激進的運動,目睹了群眾不滿情緒的加深和反抗的頑強性。此情此景在壯麗和憂傷方麵與1898年至1899冬俄國大學生的總罷課多麼相似!

不過,又如他在《寒風集》中《我和共產黨》一文中所說,在北京時他“靜如處子”,還沒有完全投入革命活動。他埋頭於讀書,後來,才“動如脫兔”。

陳公博的同鄉觀念頗重,他的活動圈,大都限於同鄉之中,跟他住在同一宿舍的,也是他的廣東老鄉譚平山。

譚平山年長陳公博四歲,號誠齋,別號聘三,廣東高明縣(今高鶴縣)人。他和陳公博在同一年進入北京大學,是三員“大將”中的另一位。

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中,這麼寫及譚平山:

譚植棠

平山的原名本叫譚鳴謙,別號聘三,自然是三聘草廬的意思,後來他改名平三,也是由聘三諧音來的。那時我因為他留了一撇小胡子,免不了開玩笑地叫一聲聘老。邇時北京有位王士珍先生,別號聘卿,就是世間所傳的王龍、段虎、馮狗三傑之一,聲勢煊赫,報紙常書聘老而不名。我也喚平山做聘老而不名,並且時常對他說笑,謂南北兩聘老遙遙相對。而平山為了報複罷,喚我做猛野,廣東人叫厲害是猛,而野呢廣東是家夥的意思,所謂猛野。就是利(厲)害的家夥。這樣彼此稱呼,差不多好幾年,至民國二十七年我在漢口重遇平山,還是叫他做聘老。平山的為人,年紀比我大幾歲,世故也比我老練得多,隻是他具有一種名士風,充滿浪漫氣息,不大修邊幅。在北京某一時期,他也曾發狠大做其新衣服,可是時機和興趣一過,又依然浪漫不羈。後來他在廣州替共黨工作,倒是一個努力不懈的人物……

三員“大將”中,還有一位便是也在1917年進入北京大學的譚植棠。

譚植棠跟譚平山沾親帶故,算是譚平山的族侄——比譚平山小七歲,也是廣東高明縣人。他曾積極參加過五四運動。

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中,也曾提及譚植棠:

至於植棠倒是樸實無華,忠於待人,信於所守。他是學史地的,因平山的關係,我才認識他。我對於植棠的印象和交誼都比別人為深,至今懷念斯人,猶戀戀不釋。

[1]陳公博:《寒風集》,地方行政社1944年版。

陳獨秀在廣州建立小組

關於廣東共產黨如何誕生,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中,作過一段說明:

談及廣東共產黨的起源,很多人傳說,廣東的共產黨發源於北京大學,以為廣東的共產黨遠在我北京時代就有了組織。其實這是誤傳的。大概因為廣東共產黨開始隻有三個人,就是我,譚平山,譚植棠,而三個人都是北大的同期畢業生,因此附會流傳,遂有這種推想。實在我們在北大時,一些組織也沒有,除了譚平山參加過“新潮”社外,我和植棠都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

廣東共產黨的誕生,跟《廣東群報》有著密切的關係。這家報紙是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這“三駕馬車”辦起來的,創刊於1920年10月20日。在創刊號上,刊登了陳獨秀的《敬告廣州青年》,這也表明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跟陳獨秀有著頗為密切的關係。

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中,如此回憶道:

談起廣東共產黨的曆史,大概沒有人不知道它的機關報《廣東群報》,可是群報在創立當時,遠在共產黨成立之前。當我們在北大畢業的時候,我和平山幾個人便商議回廣東辦一個報館。當日辦報紙的動機,並不在於營利,我於報業是有經驗的,尤其在廣州辦報隻有虧本。我們的動機也不在自我宣傳,那時我們剛在學校畢業,隻想本其所學,在學校教書,根本並沒有政治欲。我們的動機的確在於介紹新文化……

我這個人除非不幹,一幹便不會回頭,無論成敗,出版了再說,因此在千辛萬苦之中,終於出版。主持群報的就是平山、植棠和我三個人。以經驗的關係,推我做總編輯,平山編新聞,植棠編副刊,這樣便宣告出版。

《廣東群報》出版之後,在廣東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至於廣東共產黨如何成立,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一文中這麼談及:

1920年10月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勞動者》雜誌

仲甫先生終於在滬上和俄國共產黨發生關係了,對於廣東,認為是革命策源地,非常注意,於是俄國便有兩個人以經營商業為名到了廣東。說也奇怪,那兩個俄國人當時首先在廣東往來的是無政府主義者。由於區聲白是研究無政府主義的,遂連帶和我們往來。那時廣東雖然粵軍回粵,但內部的暗潮動蕩不寧,在政治有胡漢民先生和陳炯明的摩擦,在軍事有許崇智先生和陳炯明的摩擦,而在改組前的國民黨,既無組織,又無訓練,也無宣傳。我們覺得在北如此,在南如此,中國前途殊於憂慮,兼之那時也震於列寧在蘇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關係,平山、植棠和我遂讚成仲甫先生的主張,由我們三個人成立廣州共產黨,並開始作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公開在廣州宣告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