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個時候，一位重要人物南下廣州，使廣州共產黨，亦即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士氣大振。
這位重要人物，乃是“南陳北李”的“南陳”！
那是1920年12月25日，陳獨秀出現在廣州大東酒店。當天夜裏，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便趕到那裏，跟這位當年的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共敘師生之情……
陳獨秀此行，並非路過廣州，而是前來廣州赴任。
那是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再三敦請陳獨秀，他終於離滬南下，到這裏出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兼大學預科校長。
在1920年2月，陳獨秀從北京經天津來到上海，原先便是準備去廣州籌辦西南大學。後來，章士釗、汪精衛從廣州來滬，說校址設滬，不必去粵。西南大學沒有辦成，陳獨秀在上海滯留了十個月。正是在這十個月中，陳獨秀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在上海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
此時的陳炯明，尚是一派左翼色彩，因久慕陳獨秀大名，所以再三電邀陳獨秀南下，自然也是為了裝潢他的革命門麵。陳獨秀呢，也看中廣州一片革命氣氛。特別是在這年10月29日，陳炯明率粵軍打敗桂軍，占領廣州，孫中山也離滬赴粵，在那裏重組軍政府。這樣，陳獨秀決心離滬赴粵。
離滬前，陳獨秀把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工作交給了李漢俊，把《新青年》編輯部交給了陳望道。
離滬那天——1920年12月16日——陳獨秀寫信給北京的胡適、高一涵打招呼：“弟今晚即上船赴粵，此間事情已布置了當。《新青年》編輯部事，有陳望道君可負責……”
不料，胡適見信，大為不悅。胡適本來就已不滿於《新青年》向左轉。陳望道加入《新青年》之後，又“把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放進去，先打出馬克思主義的旗幟”。[1]
胡適終於“看不過，忍不住了”，他提出把《新青年》“移回北京編輯”。他致函李大釗、魯迅說道，“《新青年》在北京編輯，或可以多逼北京同人做點文章”，不要把《新青年》放在“素不相識的人手裏”。胡適所說的“素不相識的人”，不言而喻，指的是陳望道。
《新青年》編輯部分化了。陳望道仍把《新青年》作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來編輯。
胡適與《新青年》分道揚鑣了。
陳獨秀來到廣州之後，遷入泰康路附近的回龍裏九曲巷11號二樓。他與斯托諾維奇、佩爾林見了麵，決定堅決摒棄無政府主義者。那兩位俄國人，這才終於找到了建黨對象。
在陳獨秀的主持下，廣州成立了共產黨組織，書記先是由陳獨秀擔任，後來改由譚平山擔任，陳公博負責組織工作，譚植棠負責宣傳工作。斯托諾維奇、佩爾林也加入了這一組織。廣州的共產黨組織、最初有黨員九人，後來逐漸擴大。
另外，當陳獨秀由上海經香港去廣州時，有三位香港青年上船求見。他們是香港政府“視學員”林昌熾、皇仁中學畢業生張仁道、小學教師李義寶。後來，這三位青年在香港跑馬地黃泥湧蒙養小學校李義寶家中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
[1]《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傳》第25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周佛海其人
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工作，很快由國內發展到海外。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之中，出現了旅日共產主義小組。這個小組是所有共產主義小組中最小的一個——隻有施存統和周佛海兩名成員。
施存統在杭州因那篇《非孝》，鬧得沸沸揚揚，無法立足，來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他在1920年6月20日前往日本東京，與周佛海取得聯係，成立了日本小組。如他所回憶：“陳獨秀來信，指定我為負責人。”[1]
周佛海
至於那位周佛海，是謎一般的人物：最初他站在中國共產黨的陣營之中，忽地變成中國國民黨的要員，最後又成為汪精衛漢奸政權的顯貴。
在本書序章中，曾寫及周佛海的妻子周楊淑慧幫助尋找中國共產黨“一大”會址。
這個謎一般的人物，當初究竟是怎樣走入中國共產黨陣營之中的呢？
1897年，周佛海降生於湖南沅水之側的沅陵縣。他家在沅水南岸，離縣城二十多裏。在上中學的時候，他便是一個“不安分的青年”，曾在沅水中洲的龍吟寺牆壁上題了這麼一首詩：
登門把酒飲神龍，
拔劍狂歌氣似虹。
甘處中流攔巨浪，
恥居窮壑伴群峰。
怒濤滾滾山河杳，
落木蕭蕭宇宙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