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盡沅江東逝水，
古今淘盡幾英雄。
那時，他已頗為“留心政治”，所以詩中透露出一種雄心勃勃的氣概。
他的《往矣集》中的《苦學記》一文，也寫及小小年紀的政治抱負：
袁氏[2]死後，內閣常常更動，一下子某甲入閣，一下子某乙入閣，在看報之餘，居然也想將來要入閣了。我們學校擴充，把附近的文昌閣並入學校做宿舍。我因為常常想將來一定要入閣，替國家做事，所以和同學說到文昌閣去，便說“入閣”……主觀上雖然有這種氣概，客觀上上進發展的機會可以說是絕對沒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顧茫茫！
一個極為偶然的機會，使他可以跳出那小小的縣城，遠走高飛，去闖大世麵。那一天，成了他命運的騰飛點。他在《苦學記》中這麼敘述：
民國六年五月某日，照例返家，遇著山洪暴發，沅江水漲，不能渡河進城。於是在家住了四天，等著水退。哪曉得我一生的命運，就在這四天決定了，而我還在鄉下，一點不知。等到到了學校，一個朋友對我說：“老周！你可以到日本留學去了，最近就動身。”我以為他是開玩笑。他說：“你不相信，我和你去見校長。”見了校長，果然是真！原來我有個同班的朋友，他的哥哥在東京，前一年把他叫到東京去了。他來信說東京生活程度並不貴，每年隻要一百五六十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後，就可以考取官費。我的好友鄔詩齋便發起湊錢送我去……
父親早亡，周佛海告別老母遠行，口占一首詩：
溟濛江霧暗，寥落曙星稀。
世亂民多散，年荒鬼亦亂。
心傷慈母線，淚染舊征衣。
回首風塵裏，中原血正飛。
他頭一回出遠門，和兩個同學同行。三個人不會講一句日語，居然也從上海來到了日本。經過短期補習日語，他考入了日本第一高等學校，獲得“官費”。在那裏，他開始從雜誌上讀到許多關於俄國革命的文章。
一年之後，預科畢業，他被分到鹿兒島的第七高等學校。
在風景如畫的鹿兒島，他在功課之餘，“專門隻看社會主義的書籍”，並開始譯書、寫文章：“當時梁任公一派的人，在上海辦有《解放與改造》半月刊，我常常投稿，都登載出來，稿費非常豐富。這種稿費，大都寄回家養母，一部分拿來買書。”
就這樣，他開始鑽研社會主義學說，開始跟梁啟超（即梁任公）、張東蓀有了聯係。
周佛海在他的《往矣集》的《扶桑笈影溯當年》一文中，十分詳細地寫及他進入中國共產黨陣營的經過：
民國九年夏天，決心回沅陵省母……那晚得到上海，便不能再往前進了。因為那時張敬堯督湘，我們的湘軍，群起驅張，戰事緊張，道路梗塞……
既然不能回家，打算到杭州去玩玩。動身之前，去時事新報館訪張東蓀。他是《解放與改造》的主持人，我因為投稿的關係，和他常常通信。我到了報館，他還沒有到……後來東蓀來了，卻談得非常投機。他們當時組織“共學社”，翻譯名著，請我也譯一本，我便擔任翻譯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
到西湖住在智果寺，每日除譯書、看書外，便和幾個朋友劃船、登山……住了三個多星期，因為熱不可耐，仍舊回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張東蓀告訴我，陳仲甫（獨秀）要見我。仲甫本是北大教授，主辦《新青年》鼓吹新思想，為當時的當局所忌，所以棄職來滬，《新青年》也移滬出版。有一天我和張東蓀、沈雁冰，到環龍路漁陽裏2號去訪仲甫。當時有第三國際代表俄人吳庭斯基[3]在座……
後來的情況，便如同本書第二章所描述的：維經斯基明確提出，希望組織中國共產黨。張東蓀不願加入，周佛海、沈雁冰同意加入。
這樣，周佛海便成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
周佛海還曾在《扶桑笈影溯當年》一文中，談及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