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經斯基圓滿完成來華使命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1847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開頭，寫下了這句話。
在1920年，這句話變成了：“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中國徘徊。”
維經斯基所率領的那個“記者團”的中國之行是成功的：
在北京，與李大釗攜手；
在上海，幫助陳獨秀建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李大釗首先響應，建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毛澤東在上海與陳獨秀會談後，建立長沙共產主義小組。
李漢俊給董必武寫信，加上陳獨秀派劉伯垂去武漢，促成了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誕生。
王盡美跟李大釗的接觸，又使“幽靈”在濟南落腳，在那裏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
維經斯基派往廣州的斯托諾維奇和佩爾林雖然一開始找錯了對象，但由於來自北京大學的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南下廣州，加上陳獨秀轉往廣州，終於在這南國名城也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
隨著在上海入組的施存統、周佛海去日本，又在東瀛建立了旅日共產主義小組。
北京小組成員張申府赴法，在旅法的中國學生中建立起共產主義小組。
短短的半年多時間裏，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日本、法國八個小組相繼宣告成立。雖然當時的名稱五花八門，有的叫“共產黨”，有的叫“共產黨小組”，有的叫“共產黨支部”，還有的幹脆沒有名稱，但這些小組都已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都是以列寧的俄共（布）為榜樣建立起來的。
共產主義之火，已經在中國點燃。
據1980年第4期蘇聯《遠東問題》雜誌所載K.Β.舍維廖夫所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文介紹，在1920年底，維經斯基曾從上海前往廣州。
舍維廖夫寫道：
關於廣州小組。在1920年9月至10月小組成立時，除共產黨員斯托諾維奇和佩爾林外，小組中還有七名無政府主義者[1]，他們也沒有拋棄無政府主義信仰。1920年底至1921年初，維經斯基前來廣州，他建議小組成員讚同其中提到無產階級專政的一份提綱，但許多成員拒絕了。小組隻好解散。
不過，不論在無政府主義者譚祖蔭、劉石心的回憶中，還是陳公博的《我和共產黨》一文中，都沒有提及維經斯基曾經去過廣州。
舍維廖夫是以當事人佩爾林在1973年6月13日寫給他的一封信為依據的。不過，佩爾林回憶說，維經斯基在“1921年2月至3月”去廣州，而舍維廖夫認為“現有的文獻不能證實這一點”。他以為，維經斯基去廣州的時間，應是“1920年底至1921年初”。
筆者查閱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一書所載《廣州共產黨的報告》，文中有“譚平山、譚植棠和我”一句，據此判斷此報告是陳公博所寫。
報告中有兩處提及“B”：
去年年底[2]，B和別斯林（Песлин）來到廣州，建立了俄國通訊社……
陳獨秀同誌1月來到廣州，與他同時來的還有B同誌……
別斯林即斯托諾維奇。
“B同誌”是誰呢？
維經斯基的俄文原文是Г.H.Bойтинский。因此，“B同誌”極有可能是維經斯基——因為文中別斯林、米諾爾（即佩爾林）都寫上全名（化名），而維經斯基未用化名，便以“B同誌”簡稱。
27歲的維經斯基，從1920年4月初率“記者團”來到北京，4月末來到上海，年底來到廣州，十分圓滿地完成了俄共（布）遠東局所賦予的使命：“同中國的革命組織建立聯係”，“組織正式的中國共產黨及青年團”。
除了與中國共產黨人保持聯係之外，在1920年秋，經陳獨秀的介紹，維經斯基在上海還拜訪了孫中山。
後來，他在1925年3月15日蘇聯《真理報》上發表《我與孫中山的會見》，記述了見麵的情景：
那是1920年的秋天，在上海。中國的Ч同誌[3]建議我結識孫中山。當時孫在法租界住一個獨院，房子是國民黨內的一些華僑黨員為他建造的……
孫中山在自己的書房裏接見了我們。房子很大，立有許多裝滿書的櫃子。他看上去像是45歲到47歲（實際上他已經54歲了）。他身材挺秀，舉止謙和，手勢果斷。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覺間已被他儉樸而整潔的衣著所吸引。他身穿草綠色製服，褲腿沒有裝在靴筒裏，上衣扣得緊緊的，矮矮的衣領，中國大學生和中國青年學生一般都穿這種上衣。
孫中山一反通常的中國客套，馬上讓我們坐在桌旁，就開始詢問俄國情況和俄國的革命。然而不一會兒，我們的話題就轉到了中國的辛亥革命。孫中山異常興奮起來，在後來的談話中，即在兩個多小時的時間裏，孫中山對我講述了軍閥袁世凱如何背叛革命……
孫中山
我們臨走前，談話快結束時，孫中山又回到蘇維埃俄國的話題上來。顯然，他對這樣一個問題深感興趣：怎樣才能把剛剛從廣州反革命桂係軍閥手中解放出來的中國南方的鬥爭與遠方俄國的鬥爭結合起來。孫中山抱怨說：“廣州的地理位置使我們沒有可能與俄國建立聯係。”他詳細地詢問是否有可能在海參崴或滿洲建立大功率的無線電台，從那裏我們就能夠和廣州取得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