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副手叫明斯克爾，比維經斯基大兩歲。明斯克爾也有著曲折的革命經曆：他是烏克蘭基輔人，21歲時由於參加秘密革命活動而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亞。十月革命後，他積極參加了反對高爾察克的鬥爭，並加入了俄共（布）。後來他被捕了。被關押一年之後，紅軍遊擊隊救出了他。不久，他被派往中國哈爾濱，負責俄共（布）濱海區委員會的工作。這樣，他熟悉了中國的情況。
由於明斯克爾受過革命的嚴酷考驗，又有在中國工作的經驗，所以他被調來擔任舒米亞茨基的副手。
維經斯基是和他的妻子庫茲涅佐娃以及那位布裏亞特族的薩赫揚諾娃，一起從中國回到伊爾庫茨克的。
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設在伊爾庫茨克一條大街上一所並不很大的房子裏。在那兒，維經斯基結識了舒米亞茨基能幹的妻子麗婭·伊薩耶美娜，當時她正在主持遠東書記處國際聯絡部的工作。
還有一位領導人叫布爾蒂。他也坐過牢，參加過與白軍的鬥爭，來到遠東書記處之前，是俄共（布）伊爾庫茨克州委副主席。
從事國際婦女工作的勒柏辛斯卡婭，也被調往遠東書記處。
據當年在那裏從事青年工作的達林回憶，這位後來前往中國上海的勒柏辛斯卡婭，有著不平常的經曆：
她出生在一個僑居國外的老布爾什維克的家庭裏，在英國長大。二月革命後回到俄國。這是一個非常美麗、衣著雅致的婦女，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在國內戰爭的嚴峻年代裏，女共產黨員和女共青團員都是軍人打扮，尤其是在西伯利亞——冬天戴護耳皮帽，穿皮短大衣、氈靴，夏天的打扮是紅頭巾、軍便裝、士兵的皮帶、長筒靴。至於時髦，當時沒人談論，也沒有人去想。當年誰也不會從外表上懷疑她不是布爾什維克。無論從外貌、氣質和通曉英語的程度上，都難以找到一個比她更合適的女同誌到上海去工作了。遠東革命組織代表大會結束以後，勒柏辛斯卡婭被派往中國……[1]
遠東書記處的工作人員相當多，主要是由四部分人組成：
一十月革命後從美國回來的俄國僑民——英語流利，便於在國外開展工作；
二長期在中國東北（滿洲）生活的俄國人——會講漢語，或者熟悉中國情況；
三在莫斯科或海參崴的東方研究部門學習過——懂得東方的情況；
四從事過地下工作的老布爾什維克——對黨忠誠、可靠，又有豐富的鬥爭經驗。
由這樣四部分人組成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像高效率的雷達，接受著來自遠東各國的信息。
遠東書記處下分四個支部：中國支部、朝鮮支部、日本支部、蒙藏支部。
每一個支部，都有這個國家的共產黨人參加。
人數最多的是朝鮮支部。
不言而喻，維經斯基被分配在中國支部工作。參加中國支部的還有馬馬耶夫、阿布拉姆鬆、庫裏莫夫、多比索夫、達維德維奇。
中國支部的任務是解決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關係問題，給中國共產黨和俄共（布）提供情況，並向中國共產黨傳達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
從中國回來的薩赫揚諾娃，轉到了蒙藏支部工作。
那位曾在廣州工作過的佩爾林，則在情報部工作。情報部有幾十名工作人員，工作最為忙碌。
後來，達林被調到中國支部，負責中國的共青團工作。
在中國支部工作的中國共產黨代表是誰呢？
[1]達林：《中國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張太雷出現在伊爾庫茨克
1921年5月4日，朝鮮共產黨代表大會開幕式在伊爾庫茨克舉行。
一位戴眼鏡、梳分頭的23歲中國小夥子，被選入大會主席團（在籌備大會時，他是朝鮮共產黨成立大會的組織成員）。
他用流暢的英語在大會上致祝詞。他的第一句話，便非常清楚地點明了他的身份：“我很榮幸以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在大會上發言。”
顯然，他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的代表！
他的祝詞說：
我們大家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共同敵人，擊敗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共同任務。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建立起同日本無產階級的國際聯合……[1]
這位中國共產黨中央代表，便是張太雷。他是與維經斯基一起從北京來到伊爾庫茨克的。
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任命了兩位書記，負責中國部的工作，一位是張太雷，另一位便是維經斯基。
張太雷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委派前往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成為第一個在共產國際工作的中國共產黨代表。盡管那時中國共產黨尚處於各地成立小組的階段，尚未開過全國代表大會，尚未選出中央機構，但是張太雷不僅成為中國共產黨代表，而且“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名義”致祝詞。
張太雷，江蘇武進人，原名張曾讓，乳名泰來，取義於“否極泰來”。上小學時，校長馬次立給他取了學名“張複”，取義於“複興中華”。後來他改名太雷，取“泰來”諧音。此外，張太雷還用過“張春木”、“張椿年”這樣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