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三大”在克裏姆林宮舉行
莫斯科“斯大林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刊物《革命的東方》，在1928年第4、5期合刊中，發表1921年6月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支部的一份報告中，其中有這麼一段：
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張太雷於1921年的春天到達了伊爾庫茨克，為了與遠東書記處建立更密切的聯係，書記處指示他準備一個報告，並在即將於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提交出來……
在《革命的東方》雜誌披露的這份報告中，提及了一個名叫“楊和德”的中國共產黨代表：
中國共產黨的另一個代表楊和德（譯音）也來到了伊爾庫茨克。這兩個中國人[1]和遠東書記處的代表舉行了多次會議。會議的結果是決定建立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中國支部……
張太雷和楊和德於1921年6月離開伊爾庫茨克，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
這位“楊和德”，又被譯為“楊厚德”。在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回憶張太雷》一書第193頁中，特地加了一條注釋：“按俄文音譯，應為楊厚德，舊譯楊和德，係從英文轉譯。”
不論怎麼譯，這位“楊和德”能夠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被派駐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而且又出席共產國際“三大”，當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活動家。
不過，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活動家屈指可數，就連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也有名冊可查。可是，查來查去，沒有“楊和德”、“楊厚德”其人。
其實，“楊和德”、“楊厚德”都隻是音譯罷了，他的準確的中文名字應為楊好德。
那麼，楊好德又是誰呢？
楊明齋的本名叫楊好德！
楊明齋本來作為俄共（布）黨員派往中國，幫助中國共產黨建黨，後在上海加入共產主義小組；如今，又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被派駐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這完全合乎情理。確實，他在當時是中國共產黨派往伊爾庫茨克最恰當的人選。
楊明齋是在張太雷抵達伊爾庫茨克之後到達那裏的。
在1921年3月29日，另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從上海出發，單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他便是俞秀鬆。他的英語也不錯。他是受少共國際的邀請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委托，到蘇俄出席少共國際“二大”的。
當年，共產國際“三大”和少共國際“二大”交錯在莫斯科舉行：
共產國際“三大”於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克裏姆林宮的安德烈大廳裏舉行；
少共國際“二大”於1921年7月9日至7月23日在莫斯科齊明歌劇院舉行。
代表也是互相交錯的：張太雷既是出席共產國際“三大”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又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少共國際“二大”。
俞秀鬆呢，既是少共國際“二大”的中國代表，同時也列席了共產國際“三大”。
此外，楊明齋的一批學生，曾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過的學員，正好在這時來到莫斯科，在東方大學學習，也輪流列席了共產國際“三大”，其中有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蕭勁光、任作民、廖平化、胡士廉、任嶽、卜士奇、彭述之、謝文錦、華林、曹靖華等。
抵達莫斯科不久的瞿秋白，作為記者，也出席了共產國際“三大”。還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他，他鄉遇故知——張太雷。他向張太雷表示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張太雷也答應作為他的入黨介紹人。
共產國際“三大”是一次氣勢磅礴、規模宏大的會議，當時蘇俄已經擊敗了入侵者，結束了四年內戰，踏上了勝利的階梯。誠如共產國際的名譽主席列寧所說：“我們現在是第一次在這樣的條件下開會：現在共產國際已經不隻是一句口號，而真正變成了一個強大的組織機構，它在各個最大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有了自己的基礎，真實的基礎。”[2]也就是說，蘇俄已經牢牢地站穩腳跟，從四年的圍困之中解脫出來了。
出席這屆共產國際會議的有52個國家103個組織的605位代表，出席開幕式的多達5000多人。
記者瞿秋白當時是這麼寫的：
共產國際舉行第三次大會開幕式。大劇院5000餘座位都占得滿滿的，在台上四望，真是人海如潮，萬頭攢動。欣喜的氣象，革命的熱度已到百分。[3]
大會由季諾維也夫主持。在他宣布開會之後，大廳裏響起了嘹亮的《國際歌》歌聲。歌聲使人們記起1871年5月28日巴黎公社最後的一個堡壘——拉雪茲神甫公墓——被凡爾賽軍隊攻破時，那血流成河的壯烈的場景。受詩人鮑狄埃所寫歌詞的深深感染，瞿秋白首次把《國際歌》譯成中文，後來在1923年，又經蕭三轉譯，陳喬年配歌。那“英特那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共產主義就一定要實現）的歌聲，從此在中國四處傳唱。
列寧出現了，大廳裏掌聲雷動。瞿秋白是這麼描述的：
安德烈廳每逢列寧演說，台前擁擠不堪，椅上、桌上都堆站著人山。電氣照相機開燈時，列寧偉大的頭影投射在共產國際“各地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等標語題詞上，又襯著紅綾奇畫——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異的象征……列寧的演說，篇末數字往往為霹靂般的鼓掌聲所吞沒……[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