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文件中，英文的文件由楊雲若來查看，俄文的文件由李玉貞來查看，而德文的文件則請班國瑞協助翻譯。
在馬林檔案中，意外地發現了一些涉及尼科爾斯基的內容。馬林一份手稿中寫道：
1921年6月，（遠東）書記處派尼科爾斯基到上海工作，我也同時到達那裏。
這表明，尼科爾斯基是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出的，並非紅色工會國際的代表。
馬林還寫道：
和尼科爾斯基同在上海期間，我隻局限於幫助他執行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我從來不獨自工作，以避免發生組織上的混亂。
這清楚表明，尼科爾斯基絕非馬林的“助手”，他倆是由共產國際的不同部門派出的。雖然馬林的職務比他高，但馬林“隻局限於幫助他執行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
還有一段話，也頗重要：
尼科爾斯基同誌從伊爾庫茨克接到的指令中說，黨[2]的會議必須有他參加。中國同誌不同意這樣做，他們不願有這種監護關係。
這表明，尼科爾斯基所執行的是來自伊爾庫茨克的指令——他的確是伊爾庫茨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所派出並直接受那裏領導的。
在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尋覓尼科爾斯基的同時，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專家們也在研究這個謎一樣的人物。
1987年，一位名叫斯維廖夫的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工作人員，前來中國人民大學，在李良誌副教授指導下進修。斯維廖夫告知了一個重要的信息：蘇聯方麵已經找到了有關尼科爾斯基的檔案。
1988年，當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卡爾圖諾娃博士來華訪問時，李玉貞向她問及尼科爾斯基的情況，卡爾圖諾娃證實確已找到不少關於尼科爾斯基的材料——是在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的檔案中查到的。
果真，1989年第2期蘇聯《遠東問題》雜誌，發表了卡爾圖諾娃的論文《一個被遺忘的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人》，首次披露了尼科爾斯基的身世。這篇論文是頗有價值的，隻是標題不甚確切，因為尼科爾斯基在中國不是“被遺忘”，而是多年尋覓未得——也許在蘇聯，他由於蒙冤遭錯殺而把他遺忘了。
1989年7、8期合刊《黨史研究資料》發表了李玉貞的《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尼科爾斯基》一文，依據卡爾圖諾娃的論文，在中國首次介紹了尼科爾斯基的身世：
尼科爾斯基，原名涅伊曼-尼科爾斯基·符拉季米爾·阿勃拉莫維奇，即貝爾格·維克多·亞曆山德羅維奇，生於1898年，卒於1943年。1921年加入俄共（布），曾在赤塔商學院讀完三年級的課程。1919～1920年在遠東共和國人民革命軍的部隊服役，1921年在共產國際機關行政處工作。此時曾用名瓦西裏和瓦西裏耶夫。1921～1925年在中國東北工作，1926年從哈巴羅夫斯克到赤塔。1938年被捕並受到誣陷說他參加了托洛茨基反對派，五年後（1943年）被錯殺。後得到平反昭雪。
至此，尼科爾斯基之謎總算揭開。當然，這隻是開始，還需要繼續進行深入的研究。
這麼看來，尼科爾斯基倒是他的本名，並非化名。他前來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時，隻有23歲，而且剛剛加入俄共（布），是個當了兩年兵的大學生，又不大會講英語。正是因為這樣，他言語不多，像是馬林的“助手”一般，所以沒有給人留下什麼印象。
雖然如此，尼科爾斯基畢竟直接與伊爾庫茨克保持聯係，按照伊爾庫茨克的指令行事，就這一點而言，這位23歲的小夥子擔負著很重要的使命。
[1]指李達。
[2]指中國共產黨。
“二李”發出了召開“一大”的通知
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的屋頂花園名叫“天韻樓”，是個夏日的好去處。晚風徐徐，燈光淡淡，或談情說愛，或洽談生意，那裏自由自在。隻是那裏收費頗高，要麼洋人，要麼“高等華人”，才會在這高高的花園裏飲茶聊天。
住在永安公司樓上大東旅社的馬林，自知可能有密探在暗中監視他，因此與人約會，幾乎不請入房間，而是在華燈初上，約會於樓頂的花園。
有時，需要在白天約會，他總是選擇人流如潮、熱鬧非凡的“大世界”或“新世界”，與人見麵。
馬林通過弗蘭姆堡，跟尼科爾斯基建立了聯係。然後，又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代理書記李達以及李漢俊這“二李”秘密見麵。
“二李”都能講英語，李漢俊還會講德語，他倆往往與馬林長談，唯尼科爾斯基因語言不通，在一旁默默無語。
馬林聽了“二李”的彙報，建議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以便正式成立全國性的組織。如李達後來所回憶的：
6月初旬，馬林（荷蘭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後，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我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大會決定於7月1日開幕……[1]
馬林拿出了帶來的經費，每一位代表發給路費100銀元，回去時再給50銀元。
會議決定在上海召開——因為上海當時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聯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