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早期的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紀念文章，頗有史料價值。但是，此文在解放後才被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發現，譯成中文，刊載於《黨史研究資料》。為了譯成“7月下半月”還是“6月底”，譯者頗費了一番工夫——因為當時流傳甚廣的說法是7月1日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
陳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九個臨時寓客”，據稱是“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
其實，這個“旅行團”如陳潭秋所寫的：“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為了正式組織共產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
那“九個臨時寓客”，是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包惠僧。包惠僧剛到上海那天，是住在老漁陽裏2號，後來，張國燾叫他搬到了博文女校。
張國燾常去博文女校，有時也睡在那裏，但他在上海還另有住處。
“二李”住在上海自己家中，陳公博帶著太太來，住在大東旅社。
博文女校雖說是學校，其實不大，相當於三上三下的石庫門房子，坐落在法租界白爾路389號（後改蒲柏路，今太倉路127號）。這是一幢青紅磚相間的二層房子，典雅大方，屋裏紅漆地板。這所學校不過百把個學生。
博文女校怎麼會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們的“招待所”呢？
原來，“二李”都與這所學校校長頗熟。
博文女校校長黃紹蘭，早年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堂。辛亥革命後，黃興出任南京留守處主任，黃紹蘭曾在黃興手下工作。1917年，黃紹蘭來上海，擔任博文女校校長，聘請黃興夫人徐宗漢為董事長。黃紹蘭的丈夫黃侃，字季剛，是北京大學文學係教授。
黃紹蘭、黃侃都是湖北人，與李漢俊有著同鄉之誼。
李漢俊的嫂嫂——李書城的續弦薛文淑——當時便是博文女校的學生，李書城、李漢俊都與黃紹蘭校長相熟。博文女校離望誌路李公館不過一站路而已。
李達的那位個子嬌小的妻子王會悟，當過黃興夫人徐宗漢的秘書，而徐宗漢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長。李達也與黃紹蘭認識。
中共“一大”代表以“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名義住在博文女校
黃紹蘭的家，也住在博文女校裏。時值暑假，學校空著。當黃紹蘭聽王會悟說“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要借此住宿，一口就答應下來——這不光因為黃紹蘭與“二李”有友誼，而且她的丈夫也是北大的。
“旅行團”陸陸續續到達了。董必武先在湖北善後公會住了些日子。毛澤東在博文女校住了幾天之後，看樣子代表們一下子還到不齊，便到杭州、南京跑了一圈。直到陳公博抵滬，那“九個臨時寓客”才都住進博文女校。
據包惠僧回憶：
當街的兩間中靠東的一間是張國燾、周佛海和我住。張國燾也不常住在這裏，他在外麵租了房子。鄧中夏同誌到重慶參加暑期講習會，路過上海也在這間住了幾天。靠西的後麵一間是王盡美、鄧恩銘住，毛澤東是住在靠西的一間。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個人住……除了毛澤東所睡的一個單人板床是兩條長凳架起來的之外，我們都是一人一張席子睡在地板上。靠東邊的幾間房屋當時是空著的。
付了兩個月的租金，隻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黃兆蘭[1]校長接洽的。在暑假中僅有一個學生，房子很多，學校裏沒有什麼人，很清靜。我們住的是樓上靠西的三間前樓。[2]
中共“一大”代表毛澤東、何叔衡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住處
就在最後一位代表陳公博來到上海的翌日，即7月22日，在博文女校樓上開過一次碰頭會——包惠僧說“像是預備會”，而陳潭秋則稱之為“開幕式”。
包惠僧在他的回憶錄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