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當韋慕庭見到那塵封已久的陳公博在1924年寫的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時，感到十分困惑。韋慕庭寫道：
現在中國共產黨把7月1日作為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會該黨建立的日子來紀念。但對這次大會實際上何時舉行來說，這是很不可靠的。有的說是5月，有的說是7月。陳公博寫他的論文時，僅在他參加了這次大會的兩年半以後，他說：“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於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舉行。”
韋慕庭為陳公博的論文寫了長長的緒言，其中專門寫了《大會的日期》一節，引用中國大陸以及香港、台灣，還有英國、美國、蘇聯各種文獻，對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召開日期進行了一番詳盡的考證。韋慕庭得出結論，認為陳公博所說的中國共產黨“一大”在1921年7月20日開始，到7月30日結束，“近乎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起止日期”。
隻是“近乎”而已。至於精確的日期，這位美國的教授無法確定。
韋慕庭的緒言在美國發表，當時中美尚未建交，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者們並不知道韋慕庭的考證。
北京。革命博物館。館員李俊臣在工作之餘，正在那裏通讀《新青年》。
1961年，當李俊臣讀著《新青年》第9卷第3號時，對其中陳公博發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產生了很大興趣。
雖說此文是1921年8月的文章，發表已經四十年，不知有多少人讀過它，可是，文中的“密碼”，一直沒有被破譯。當李俊臣讀此文時，才辨出文中的“暗語”。
陳公博在文中寫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點暑，心裏很想轉地療養。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也想趁這個時期結束我未完的手續，而且去年我正在戎馬倥傯之時，沒有度蜜月的機會，正想在暑假期中補度蜜月。因這三層原因，我於是在7月14日起程赴滬……
乍一看，這隻不過是一篇普通的旅遊見聞罷了，四十年來誰都這麼以為。然而，李俊臣卻聯想到中國共產黨“一大”，頓時眼前一亮：
那“感了點暑，心裏很想轉地療養”之類，純屬遮目掩耳之語，而“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那“學社”是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那句“結束我未完的手續”，分明是指他赴滬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
此文記述了“我和兩個外國教授去訪一個朋友”。那“兩個外國教授”被偵探“誤認”為“俄國共產黨”——其實指的便是馬林和尼科爾斯基！至於那位被訪的朋友，文中說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中有“英文的馬克斯經濟各書”——這“李先生”不就是李漢俊嗎？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絕，此文正是一篇最早的有關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回憶文章，是陳公博在中國共產黨“一大”剛剛結束時寫的！隻是因在《新青年》上公開發表，不便點明中國共產黨“一大”，這才拐彎抹角，故意指桑為槐。不過，文章畢竟記述了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一些重要史實。由於此文寫於中國共產黨“一大”剛剛結束之際，可以排除那種時隔多年的記憶錯誤。
李俊臣當時在自己的讀書筆記中寫道：“我認為，這是一篇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重要參考資料，頗具史料價值。”
這篇文章表明，陳公博離開廣州的日期是7月14日，抵滬是7月21日。抵滬的翌日，與兩位“外國教授”見麵，即7月22日。如此這般，可以推知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召開日期在7月22日或稍後……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館的討論會上，談了自己的發現和見解，引起很多同行的興趣。
當然，也有人提出異議，因為第9卷第3號的《新青年》標明“廣州1921年7月1日發行”，所載文章怎麼可能是記述在7月1日之後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一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