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危機發生時，艾森豪威爾在丹佛休假，而杜勒斯正前往馬尼拉，準備簽署《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當時，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等人極力主張“保衛”這些沿海島嶼，他們建議授權蔣介石進行“反擊”，美軍也參加作戰。但是，國防部長威爾遜、副國務卿史密斯及陸軍參謀長李奇微等則持反對意見。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也不願冒與中國開戰的風險，不願再進行一場朝鮮戰爭，認為這會損害美國在歐洲及全球的利益。同時，參議院和美國的歐洲盟國也反對美國這樣做。最後，艾森豪威爾政府決定把中國沿海島嶼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由聯合國出麵處理。但是為了安撫蔣介石，艾森豪威爾政府決定同意與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1954年12月2日，杜勒斯與葉公超簽署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把台灣納入了美國的保護範圍，但同時也迫使蔣介石接受不得單方麵進攻中國大陸的協定。
為了反擊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中國人民解放軍於1955年1月18日一舉解放了大陳列島的外圍據點———一江山島。為阻止中國解放台灣的進一步行動，1月24日，艾森豪威爾向國會提出谘文，要求授權使用美國武力保衛台灣、澎湖列島，以及與台灣和澎湖列島“密切相關的地區”。幾天之後，參議院通過了決議案，授權艾森豪威爾視情況對金門、馬祖等中國沿海島嶼采取行動。與此同時，艾森豪威爾政府也希望能勸說蔣介石從金門、馬祖撤退，以免事態擴大，導致中國大陸采取解放台灣的進一步行動。蔣介石隻同意從大陳島撤退，而堅決不肯放棄金門、馬祖。1955年2月，美國第七艦隊派出飛機、艦艇及海空人員，把國民黨的3萬餘軍人和居民撤走。中國人民解放軍於2月12日在大陳島登陸，2月下旬，浙江省沿海島嶼全部被中國政府收複。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沒有在軍事上擴大行動，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暫時過去。
但是，自1955年3月3日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生效之後，美國加強了對台灣的軍事支持，並於1957年5月在台灣部署了可攜帶核彈頭的導彈。蔣介石也加緊準備“反攻大陸”，並頻繁對大陸沿海進行騷擾和破壞活動。到1958年夏天，蔣介石在金門、馬祖的軍隊增加到10萬。為了打擊美、蔣的囂張氣焰，粉碎美國搞“兩個中國”的陰謀，中國政府決定炮擊金門、馬祖，準備收複這兩個島嶼。於是，從1958年8月23日起，中國人民解放軍對金門進行了猛烈炮擊，是為第二次台海危機。盡管中美雙方態度堅決，措辭強硬，但雙方都有一個底線，就是不與對方發生正麵的直接作戰，這使得危機沒有升級為更嚴重的戰爭。兩次台海危機的結束，並不是“戰爭邊緣政策”（brinkmanship）的成功，連杜勒斯自己都說，危機的結束“與其說是由於艾森豪威爾總統和他的國務卿的外交技巧，不如說是由於中國共產黨人的謹慎和我們的運氣”①。
對國際事務一向有濃厚興趣的尼克鬆，對兩次台海危機也很關注。第一次炮轟金門的時候，由於艾森豪威爾總統休假，尼克鬆主持了1954年9月9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討論台灣海峽形勢的發展狀況。討論雖然熱烈，但由於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杜勒斯國務卿都不在場，不可能做出任何決定。而在台海危機的過程中，尼克鬆參加了每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對此問題的討論。他雖然也讚同不要直接幹預，但認為台灣外島的喪失，會產生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後果，並堅持有可以選擇的方案。尼克鬆建議不宣布什麼決定。他把外交事務比做一場遊戲，說如果中國對美國可能做出什麼反應不確定的話，有可能不敢輕舉妄動，所以美國的做法可以是像玩撲克牌一樣，“讓對手去猜”②。
在公開場合，尼克鬆自然是站在與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杜勒斯國務卿相同的立場上，為政府的政策辯護，甚至有些過激的言論。例如，1955年3月10日，杜勒斯向國家安全委員會彙報他與艾森豪威爾總統就台灣海峽問題的討論，談到了包括是否使用戰術核武器的問題。會後，艾森豪威爾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羅伯特·卡特勒擬定了一份相關的機密文件，內容是讚成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觀點，即在某種情況下，可以考慮“像（使用）其他軍需品一樣”使用核武器，這份文件並沒有公開。而3月17日尼克鬆在芝加哥語出驚人，說“戰術核武器現在已經是常規性武器，任何發動侵略的國家都將是它使用的對象”，並警告中國不要輕舉妄動。張少書認為，杜勒斯是從公關和宣傳的角度提出這個問題，而尼克鬆的這些話則意味著“阻嚇共產黨人的同時，讓美國人民對核戰爭有心理準備”①。尼克鬆的此番話至少是引起了不必要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