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在全民“準備打仗”的氣氛中，周恩來受毛澤東的委托，讓陳毅主持一項關於國際形勢的深入研討，三位老將軍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參與了這個項目。周恩來說，毛澤東的意思是，如果客觀現實確實已經發生了變化，那我們的目標和戰略也應該隨之進行調整，以適應這種新的世界形勢。在外交部一些人員的協助下，從1969年3月到10月間，這個工作小組總共進行了23次會議，並向中央提交了一大批報告。報告主要集中在蘇聯是否有直接向中國發動軍事攻擊的意圖，以及美、蘇聯合反對中國的問題上。陳毅認為，即使美、蘇有聯合進攻中國的可能性，他們之間的爭鬥還是最主要的。而與蘇聯明確的對中國的威脅相比，美國對中國利益構成的威脅並不是那麼明顯的①。這個判斷為中國領導人提供了新的思路，並導致了中國外交政策的重大改變。
1969年4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並沒有停止反對美國，而是提出既反美，同時也反蘇。但實際上，中國領導人已經認識到，蘇聯對中國的威脅大於美國對中國的威脅，並認為蘇聯是中國安全最大的威脅，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成為中國反對的主要目標。到“文化大革命”後半期，中國開始為恢複與世界各國的正常關係做出努力。至1970年，中國已經恢複了與加拿大、意大利、赤道幾內亞和埃塞俄比亞等國的外交關係。1969年11月16日，周恩來告訴毛澤東，尼克鬆與基辛格的動向值得注意②。1970年12月，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就是對尼克鬆1970年9月在《時代》周刊采訪中說想要訪問中國的反應。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雖然不是美中接觸的正式的官方渠道，但是，他對美中關係的突破，起到了無法代替的作用。斯諾不僅是中國信賴的好朋友，在某些方麵，他也影響了尼克鬆政府。如尼克鬆政府的中國政策專家、外交家約翰. H.霍爾德裏奇所說，在很多方麵，“斯諾的激動人心的描述，成為我們前進的路標”③。
①MacFarquhar，Cambrid e Hist0ry 0f China，Vol. 15，pp. 410 - 411；金衝及，《周恩來傳》，第4卷，第2039—2041頁。
② 金衝及：《周恩來傳》，第4卷，第2046頁。
③Holdridge，Cr0ssin the Divide，p. 49.
埃德加·斯諾1905年7月19日出生於美國堪薩斯城，並在那裏長大。1929年，斯諾從美國來到中國，在上海開始了他的記者生涯。1936年，斯諾報道說，中國共產黨人並不是如國民黨所稱的“赤匪”，而是受到中國農民擁護的有生力量。他的著作《西行漫記》在西方被認為是關於毛澤東和其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關於長征、關於共產黨的遊擊戰略和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讀物之一。1949年中國共產黨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之後，斯諾也是能夠接近中國領導人的少數外國人之一，他在中國一直呆到60年代，他寫的關於中國的另一本書《今日紅色中國》與《西行漫記》一樣，受到一些人的讚賞，同時也受到另一些人的謾罵。
1969年7月，斯諾寫信給毛澤東，詢問他是否可以重訪中國。在等待消息的日子裏，他患了重病，這次生病極大地影響了他的健康。1970年6月，當斯諾正準備出發前往羅馬，出席一個電視節目時，中國駐巴黎大使館打電話給他，說他和他的夫人可以來中國。斯諾成為“文化大革命”前最後一個離開和“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返回中國的西方記者。7月31日，斯諾夫婦搭乘瑞士航空公司的班機到達香港，但長途旅行的勞累使斯諾精疲力竭，舊病複發，住進了醫院。直到8月14日，身體恢複後，斯諾才進入中國。當他到達北京機場時，一班老朋友前來迎接他，外交部長黃華安排斯諾的行程。令斯諾感到意外的是，周恩來總理要接見他。周恩來讓斯諾到北戴河療養，同時，也詢問了斯諾一些關於美國的問題。當斯諾問到關於美中關係的問題時，周恩來說，邀請斯諾來訪，也是想找到答案①。
很快，中國政府安排斯諾向美國發出信號，即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1周年時，邀請斯諾和他的夫人登上天安門城樓，並被安排與毛澤東主席並肩站立在天安門城樓的觀禮台中央。毛澤東問了斯諾有關美國國內政治及反戰運動的情況。毛澤東與斯諾在一起愉快交談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1970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頭版，斯諾也在其中被稱為“美國友人”。更異乎尋常的是，在報紙的右上角語錄框裏，登載的是毛澤東的話：“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②這實際上是中國向美國發出願意進行接觸的信號，可惜，尼克鬆和基辛格沒有注意到這種含蓄的表達方式。
①John Maxwell Hamilton，Ed ar Sn0w，A Bi0 raph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pp.266 -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