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正常化不容易達到，因為在雙方的首都設立聯絡處都花費了不少周折。美國國務院的決策人員想出來的聯絡處的方案，早在1971年10月基辛格訪問北京時就向中方提出過，在後來又提過。起初，中國方麵完全沒有考慮這個方案，在尼克鬆訪華時也沒有談到這個問題，直到1972年6月，當基辛格和霍爾德裏奇再次提出這個建議時，中方才接受了③。到1973年年末，尼克鬆政府也才開始為中美關係正常化做準備，由基辛格的助手理查德·所羅門、溫斯頓·洛德和恒安石研究下一步與台灣“斷交”和與中國建交的問題。他們認為采取這些步驟有巨大的政治風險，而希望在台灣保留“領事館”或聯絡處，不過，他們也知道，中國方麵把任何美台之間政府間的關係都視為對“一個中國”原則的違背①。既然是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做法，任何偶然的因素都可能使整個過程中斷，而“水門事件”就是這樣的偶然因素。
①Burr，Kissin er Transcripts，268.
第二，由於新的中美關係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反對蘇聯這一共同利益，因此蘇聯因素對這個時期的中美關係有重大影響。尼克鬆政府的對華政策，實際上是肯尼迪—約翰遜政府以來，美國利用中蘇分歧努力的繼續，他們的目的都是分化共產主義陣營，瓦解社會主義政權，但他們的側重點不同。肯尼迪—約翰遜政府是在與蘇聯的對抗中，又希望與蘇聯合作，圍堵中國，如力圖達成核武器禁試條約，以阻止中國發展自己的核力量，甚至企圖拉攏蘇聯，打擊中國的核設施，扼殺中國處於萌芽狀態的核能力。而尼克鬆政府則一方麵利用中國對蘇聯大兵壓境威脅的憂慮，希望借助與中國和解，重新打開中國的大門，並把中國作為在亞洲對抗蘇聯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麵，又利用蘇聯對美、中聯合的擔心，向蘇聯施加壓力，促使美國在與蘇聯的緩和中取得有利地位。因此，在尼克鬆時期的美、中、蘇的三角關係中，美國總是試圖盡力拉攏一方，向另一方施壓，從雙方都得到好處。用基辛格的話來說就是，在由兩極統治的戰後格局變成美、蘇、中三角格局的過程中，美國應當主導三角關係，美國要“與兩個共產黨大國保持密切聯係，而不是讓它們互相聯係緊密”，從而使美國有最大的選擇餘地。他還說，既然中國是兩者之中較弱的一個，因此美國偏向中國。但他也承認，美國不希望蘇聯進攻中國，而希望世界力量保持平衡的基本動機，“不是出於法律責任，而是尋求對國家利益的解釋”，所以美國領導人決心要“保持策略上的自由與靈活，並保證對最後行動的決定權”。同時，他也相信，在一些不太重要的問題上，中國領導人會做出讓步，為長遠的利益建立可靠的信譽①。正如帕特裏克·泰勒所指出的，尼克鬆與基辛格“是要讓他們處於可以與莫斯科和北京討價還價的位置上”②。例如，1969年9月底，當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到美國出席該年的聯合國大會時，尼克鬆指示基辛格：“這是開始另一個中國行動的好時候。”③尼克鬆也曾對其白宮幕僚H. D.霍爾德曼說過，整個中國行動都是針對蘇聯的遊戲，“是用與中國關係的解凍來讓俄國人發抖”④。美國始終視美蘇關係高於美中關係，如尼克鬆甚至告訴他的助手，如果他既不能在與蘇聯達成戰略核武器禁試條約方麵有所突破，又不能實現美蘇首腦會談，或者在短期內看不到希望的話，他就會幹脆在1971年秋訪華。而當蘇聯再次推遲美蘇首腦會談時，基辛格就想用宣布尼克鬆訪華來刺激蘇聯⑤。
出於戰略和地緣政治的考慮，尼克鬆和基辛格總是把美蘇緩和置於中美關係之上，所以，每當美蘇關係有所改善或進展時，美中關係就出現停滯或倒退，這種情況不僅在尼克鬆時期比比皆是，而且在後來的中美關係中也是如此。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相信，尼克鬆政府的對華政策“為由莫斯科、華盛頓和北京組成的戰略三角關係提供了極大的機動性，並且中國牌是它的主要組成部分”。他認為蘇聯從一開始就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對中國與（美國）新政府（的接觸）表現出了我們的關切”，這讓尼克鬆和基辛格感到有希望把其他問題與這個事情聯係在一起，來壓蘇聯讓步。蘇聯沒有認識到，至少沒有想到尼克鬆會在美蘇首腦會談之前訪問中國。用多勃雷寧的話說，對於尼克鬆突然宣布，他將在與勃列日涅夫會見之前訪華，沒有人能夠比蘇聯更為震驚和困惑。當基辛格告訴多勃雷寧尼克鬆的訪華安排時，多勃雷寧感到蘇聯“被美國人和中國人打敗了”，雖然他並不想讓基辛格看出來①。
①Henry Kissinger，Years 0f Renewal（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9），pp. 151 -153.
②Tyler，A Great Wall，p. 63.
③Isaacson，Kissin er，p.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