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提的時候，我和弟弟卡門算得上是形影不離。我比他大一歲零兩個月，個頭比他稍高一點。我老喜歡效仿弟弟的行為。卡門作為男孩是夠勇敢的。要是他拿定主意要去城裏的垃圾場搜索一番，我也會欣然同往雖然這需要穿過一條繁忙的高速公路。
“車會把我們撞死的。”我說，飛速奔馳的車輛帶起一陣陣強風，打在我們的臉上。
“隻要不去撞就不會死。”卡門邊回答邊衝過高速公路，我緊跟在後麵。
卡門在一個陰天的下午，提議到一個建築工地上去逛一逛。
我警告他說：“牌子上可是寫著‘不準入內’的。”
“我看得懂字。”他說完就開始爬圍牆。
“我們會遇到麻煩的。”可卡門根本沒理睬我的話，轉眼就跳到圍牆的另一邊去了。
盡管我也想用大膽的行動來讓自己表現得與眾不同，但是我缺乏弟弟那股子勇氣，為此我常常感到很沮喪。
我們的天賦也不是一樣的。我會手工活，但是他則長於藝術創作。我能用錘子把裝牛奶的板條箱、木材和旱冰鞋釘在一起做成踏板車。我們踏著這種踏板車在費城的居民區裏四處轉悠，一路上響個不停。我還會把紙風箏和模型汽車組裝起來。但卡門憑空就能造出這些東西來——他什麼都會畫。
我從來不認為自己的手藝有什麼特別之處，卻始終認為卡門擁有難得的藝術天分。
在我10歲那年，父親去世了，那時卡門9歲。我們分別進了兩所不同的寄宿學校，這些學校是專為單親家庭的男孩開設的。不用說，在學校裏我們都有了各自要好的朋友。我和卡門不可避免地開始疏遠。
高中畢業後，卡門打了一年短工，隨後進了藝術學校。那些日子他似乎總是手不離炭棒和畫筆，一雙手弄得髒兮兮的。
我的公寓和母親的房子相隔三個街區。在搬進公寓前，我常常和卡門一起擠在家裏廚房的餐桌上寫作業到深夜。他畫畫，我讀大學英語課一定要讀的小說。那些夜晚，房子裏其他人都睡了，地球似乎停止了轉動，早晨好像永遠不會來臨。
卡門在一天晚上告訴我：“我在和一位名叫馬賽爾的女孩子約會。”
“是馬賽爾嗎？法國人？”
“是的，但她是在美國出生的。”
我在幾周後見到了馬賽爾。她可愛、體貼人，而且有些異國情調。我確信，卡門和馬賽爾遲早會雙雙飛往法國的。我猜得沒錯。不久，我就不停地收到他們從法國各個浪漫之地寄來的明信片。
卡門23歲那年和馬賽爾喜結良緣，並搬家到了費城的東北區。我們隻偶爾在周末見見麵。見麵的時候，我仍然看到他很快樂，充滿朝氣，但同樣發現他對自己一成不變的生活感到焦躁和不滿。他仿佛蓄勢待發，準備騰空而去，追求一份光明而超凡的事業。
那個時候，我在一家公立學校圖書館做低級職員。我覺得自己的前途渺茫而暗淡。幾乎是在絕望當中，我轉而從事一些簡單的工作。我幹起了木匠活，在自己的店裏開始製作櫥櫃和家具。
後來有一天，卡門對我說，他和馬賽爾要搬到紐約去，這年他25歲。我對他們的計劃並沒有感到吃驚。
“我準備好了，要是現在不去，這輩子都別想去了。”
“到了那裏你有工作嗎？”
“沒有，可是我可以做自由職業者。”
“幹嗎要選擇紐約呢？”
“我是藝術家，而紐約是藝術家的天堂。你為什麼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