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遇刺目擊記
1935年10月，國民黨六中全會召開在即，籌備工作緊張進行，陳立夫在特工部門抽調很多人任大會工作人員，我也在抽調之列。
11月1日大會正式開幕。會前100多名中委乘車去紫金山謁中山陵，回到湖南路中央黨部會場，在禮堂門外台階前依秩排好，等待攝影師來拍照。
其時我們工作人員已按座次分發好文件，到外麵休息，看委員們照相。
突然，從相機後的記者群中躍出一人，右手執槍，左手高揚，呼喊：“打倒賣國賊！”話音剛落，便舉槍向站在第一排中間的汪精衛連發三槍，一槍擊中汪左顴骨，一槍貫穿左臂，第三槍適逢汪負痛扭動身軀，便從背部擊入，從右胸穿出。汪中三槍後倒地。
刺汪者一麵射擊一麵還在往前衝，被站在前排的張繼從背後攔腰抱住，其掙紮不已。這時，張學良躍近一步飛起一腳踢中他腰部，又彎腰托起他右手，這一招正是時候，刺汪者剛好扣動扳機，剩下的三發子彈劃空而去，未能傷人。
也就在同一時刻，汪精衛的衛士衝過來向刺汪者開槍，行刺者被擊中胸部倒地。
憲兵在刺汪者身上搜出記者證和幾顆鴉片煙丸，才知道他叫孫風鳴，是晨光通訊社記者，鴉片煙丸是自殺用的。
孫風鳴被擊中要害，失血過多，且事前已服下大量鴉片丸，已瀕臨死亡。為獲得口供，找出幕後主使，指定專門醫生搶救，每小時注射強心針十次之多。憲兵司令穀正倫、警察廳廳長陳焯、內政部代理部長陶履謙、行政院政務處長彭學沛等都到醫院追詢孫風鳴受誰主使。孫風鳴不置一詞，隻說他不懂黨派，作為一個中國人，殺賣國賊是良心主使。
事後調查得知：孫鳳鳴是江蘇徐州人，早年隨父母到東北經商，家道富裕，“九一八事變”後傾家蕩產，恥於做亡國奴逃入關內投軍，在19路軍中當排長，曾參加淞滬之戰，國恨家仇使他立誌要殺蔣介石，可是這天蔣介石沒有參加攝影，他臨時改變計劃刺殺汪精衛。
大會前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葉楚傖曾指示過要嚴格簽發記者出入證，晨光通訊社成立不到一年，未核準發證，但經過中央黨部的郭智謀、吳璜、周希岑的說情，直到開會前一小時，新聞事業處處長彭華陳才核發了第63號記者出入證。但彭華陳仍然關照大會警衛人員收存中外記者照相機，防止內裝爆炸物，卻沒有料到記者身上還會帶上手槍行刺。
陳果夫、陳立夫、葉楚傖把彭華陳軟禁起來作檢查交代，全體中委又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憲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廳派出得力幹員到陸家巷晨光通訊社搜查，才知該社是由房東屋後石鼓路開門出入，前後隔院不知情況。轉到石鼓路破門而入之後，發現有一堆殘燼紙灰，桌上留有一信，上寫：“本社之事與郭智謀、吳琪、周希岑三人毫無關係，特此聲明。”
當天，南京全城戒嚴，在機場、車站、碼頭拘捕了幾十名嫌疑犯，押到清涼山由陳公博負責審訊，毫無所得。蔣介石限戴笠和陳焯三天內破案。汪精衛老婆陳璧君抓住蔣介石不在場攝影這點大吵大鬧，對蔣介石說：“你不要汪先生幹，汪先生就不幹，為什麼派人下此毒手？”弄得蔣介石有口難辯。
事後，我聽陳立夫說起：蔣介石未出場攝影，是看見張學良、馮玉祥、閻錫山、龍雲、陳濟棠、李濟琛等人齊集，隨身衛士都有三四人，蔣頓生疑心，認為那些衛士中豈無異心者，因此不下樓參加攝影，汪精衛去請他也被拒絕。蔣介石還勸汪精衛也不要去攝影，並說：“今天秩序不好。”因中委們全體候著，汪精衛未作多勸，下來參加照相，替蔣介石挨了三槍而蔣卻幸免。事後調查清楚行刺是華克之所部署，李濟琛、陳銘樞、王亞樵僅支援了經費。
1935年11月30日，首都地方法院判處謀殺集團主犯餘立奎、張玉華、賀坡光死刑，胡大海、周世平、劉書容、項仲霖、李懷誠、盧慶麟等徒刑分別為12年、7年、5年不等。抗戰時期這些人被轉押到貴陽監獄關押。
綦江慘案真相
中國抗日戰爭戰線遼闊，發展到16個戰區，還開辟了中印、滇緬戰場。此種形勢下，急於需要相當數量的戰時工作幹部。抗戰初期在湖地沅陵辦了一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陳誠掛名，實際由桂永清負責。辦到第三期時遷到四川綦江。時值1943年，正是抗日高潮時期，學員自動發起組織“忠誠劇社”，得到桂永清的批準，作為戰幹團正式機構，委派第一期畢業生熊壽農任總幹事，著名演員有一期學員李英、三期學員郭燦。他們以“忠誠劇團”名義在重慶上演《李秀成之死》，演出時轟動山城，連續上演60餘場。這個劇的內容影射了蔣介石集團。桂永清即受蔣介石、陳誠之命，布置一次大屠殺。李英等慘遭殺害後，桂永清又將劇團解散，與劇團有牽連的進步學員40餘人，被殺害在該團附近的李子園。屠殺前，桂永清又密令在三總隊九大隊十二中隊逮捕學員70餘人，全部坑殺。其他的人全被監視，被捕殺的學員中，湖南、雲南、四川籍較多，對川湘籍的扣中共地下黨員帽子，雲南籍的扣“龍雲派來的探子”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