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蓬子，本名姚夢生，蓬子是他的筆名，浙江諸暨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在天津被人密告，國民黨天津市黨部主任陳訪先令市特委會（中央特工總部派出機構）逮捕了他。
國民黨中央黨部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CC”高層骨幹張道藩與姚蓬子有舊，親到獄中與之交談，稱讚他的“才華”，說他的詩寫得如何如何地好，戴夠了高帽子，再勸他回頭是岸，並保證他有前途。姚蓬子接受勸告，親筆寫了聲明，懺悔過去錯誤的政治立場，脫離共產黨，皈依到三民主義旗幟下，為複興民族文化盡其力量（此聲明當時刊登在《中央日報》上）。同時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中共組織情況以及和魯迅、柔石、潘漢年、田漢、鄭伯奇等人組織“左翼作家聯盟”的經過。
姚蓬子投靠國民黨後，先後任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委員。這兩個委員會都是張道藩任主任委員（後來我也去圖書審查委員會待過，主任已換為潘公展，時姚蓬子已離去）。不過這隻是姚蓬子的公開身份，真正的身份是文化特務，由徐恩曾直接聯係，除“中統”每月給他300元津貼外，他還在徐恩曾那裏領私人津貼（具體數額不詳），直到徐因貪汙、走私被撤職後私人津貼才停止。
在南京時，姚蓬子常帶姚文元到徐家串門，費俠見姚文元麵團團、胖嘟嘟的，十分喜歡，徐恩曾迎合老婆，說這孩子長大一定也是個文學家，費俠便要收姚文元做幹兒子。姚蓬子立即應允，叫姚文元跪下向徐、費二人磕頭，叫“幹爹”、“幹娘”。
後來撤退到武漢，費俠還常帶著姚文元看電影，費俠不高興當“幹娘”了，要他改口，叫“媽媽”。
費俠當了立法委員，我們幾個“中統”骨幹去祝賀。姚文元這時已經不小了，出麵接待我們，說道：“爸爸不在家，媽媽同我當主人，各位伯伯、叔叔多喝杯酒……”至今仍能清晰回憶起當時情狀。
“紅岩夫人”與紅岩村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國民黨政府決定遷至重慶。當時國共合作雖已建立，但國民黨不正式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地位，所以在撤離武漢前，派遣人員先到重慶，和重慶市政府一起在市區、市郊選定地區，給中央政府，各院、部，各機關作為辦公地址；對八路軍和十八集團軍的辦事處則不作安排，叫這兩個單位自己解決。
這時重慶已人滿為患，住房異常緊張，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十八集團軍才在神仙洞街，八路軍才在機房街（今五一路）各找到房屋作為辦事處。
日軍飛機幾乎天天轟炸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屢遭波及，無法正常工作，又幾經周折，才在化龍橋前麵紅岩嘴的紅岩村找到一塊地皮，準備修建一幢簡易磚房。這地方屬劉家所有，除了花園、房舍外，還有個農場。女主人叫饒國模。
饒國模是四川銅梁縣人，出身封建世家，年輕時受兄長饒國華、饒國棟（同盟會員）先進思想的影響頗深。但在婚姻問題上仍未擺脫封建主義束縛，被父母包辦，嫁與同縣世家子弟劉文章。劉文章先後任過梁山、長壽幾個縣的縣長，很發了點財。怎奈此人醉心官場倒也罷了，又暗中納妾，致使夫妻不睦，他幹脆丟下家室不管，獨自在外縣做官，花天酒地過日子。
夫婿如此不義，饒國模便把心思用在子女身上。她有一女劉純化，二子參化、聖化，姐弟三人雖出身世家，毫無紈絝習氣。純化曾到上海就讀體育專業學校，接受許多新思想，回家後又受母親熏陶，便於1936年帶著兩個弟弟奔向延安，投身革命。
饒國模不但教子有方，而且經營有法。她用自己的私房錢在紅岩嘴購地30畝，興辦大有農場，實驗農業，並營建紅岩村別墅。八路軍租用其地建房，她主動出麵招工承包，采辦木石磚瓦。房屋建好之後，她到有關部門辦好手續，並申報了戶口（門牌編為紅岩嘴13號），以公開租賃形式交八路軍辦事處使用，她從未收過一分租金。13號樓下八路軍辦事處是公開機關，二樓是中共南方局的秘密機關。這個偏僻的紅岩村成了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心髒地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陣地。
一次，國民黨軍隊進剿華鎣山遊擊隊，隊員二十餘人受傷突圍，來到大有農場躲避。饒國模以招工為名把他們收容下來給予治療。痊愈後又把這些戰士分批轉移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