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高峰這是一種比喻的法，楊邦乂和仇悆還是吃了一驚，他們可不認為高峰無聊了才這種話出來，其定然有深意。 ．．
從本心上來講，他們並不希望下大亂。不做這個官容不容易，單是世道紛亂，百姓受苦就不是他們願意接受的了，何況生於亂世，生命也沒有保障。
隻是他們也看的出來，朝廷的一係列做法實在欠妥當，導致下大亂的可能性還是有的。
“花石綱”算一件。幾年下來，因花石綱家破人亡的不計其數，百姓流離失所，不造反幹什麼？
“西城所”又是一件。這是趙佶任用宦官楊戩“立法索民田契”的一種方法，稱為“西城括田所”。
其內容是依法令形式向百姓提出查閱土地契約，因為許多人的土地是輾轉轉讓來的，從甲到乙，再從乙到丙，最後查無所查，或為開墾荒地而來，根本拿不出田契。無論有沒有田契，法令都輾轉追究，直到沒有證據為止。於是田地便被視作公田，從而推測土地的產量，增加租賦。
此法始於汝州，慢慢地擴展到京東、京西、淮西、淮北，搜求廢堤、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塞的地方，都勒令百姓租佃。租額確定後，土地雖被河水衝蕩，不能耕種時，租額也不減免，號稱“西城所”。
“西城所”一出，京東地區百姓倍受其害，或賦稅額巨增，或田產被括為公田，不服上訴則慘遭酷刑，冤死者數以千萬計。
方圓數百裏的梁山泊也被西城所括占，對湖上漁戶依保甲法進行編製，並於漁船上刻立標誌，禁止其他船隻進入梁山泊。凡漁民入泊捕魚、采摘蓮藕等，一律定立賦稅，按船隻大交納稅收。此處百姓無以謀生，隻能“相聚為盜”，奮起反抗宋廷的殘酷剝削和壓榨，宋江的起義就是利用了這次機會。
“花石綱”和“西城所”隻是趙佶朝廷中兩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更多的欺壓百姓、官逼民反的事情同樣在各地進行，百姓無處申怨，一些積怨逐漸彙集，早晚會有爆的一。
“是呀，下大亂已不遠矣！”楊邦乂和仇悆各自在心裏認可了一句。
“大人，我們作為手下願聽吩咐!”這是楊邦乂和仇悆地回答，這也是他們的心聲。
高峰任知縣以來，為國為民做了那麼多事，把一個縣境打造成人間堂，他可以是死氣沉沉的大宋冉冉升起的一顆明星，為百官做出了楷模，為百姓的生計尋到了一條可行之路，這樣的官員實在是太少了。
楊邦乂和仇悆自忖是能吏，也是為民的好官，可他們認為，由他們來做知縣，同樣曆時四年，絕對達不到高峰的效果，其原因自然是因為高峰的神奇之處，更多的便是高峰的思路活躍，其預見性和開拓性根本就沒有人能夠比擬。
從宋江的事情出來就能看到，別的官員考慮的是如何把宋江之流擒獲，從而立功或免責，而高峰考慮的卻是大宋因何如此，此種事端的影響和展，以及下一步可能出現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