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一個裝甲師，一天就可以拿下阿裏什。——阿裏爾·沙龍
從我踏上以色列國土之時起，一位隻聞其聲未見其麵的本-阿巴小姐就無時無處不在關心著我。據介紹，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亞洲司中國處的負責人。2月1日，我剛住進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她的電話就追進了我的“戰地指揮所”，建議我住到耶路撒冷去，因為特拉維夫“天天都受‘飛毛腿’攻擊，太危險了”。我隻是禮貌地謝絕，告訴她我是攝影師，來這裏的唯一目的是拍攝戰爭給人類造成的苦難。隻要特拉維夫還有一個人，我就會堅持下去。
以後每天晚上，我都會接到本-阿巴的電話，一直到我在特拉維夫堅持到第11天，竟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過春節的邀請，可我還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欽佩猶太人的聰明、禮貌、勤勞和民族意識，可諸如奇襲貝魯特行動、“巴比倫襲擊”之類的流血事件，卻讓我總把以色列同布痕瓦爾德和奧斯維辛連在一起。在中東地區，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刻骨銘心的仇恨四處可見。我總是情不自禁地站在手無寸鐵挨槍打的弱者一方，因此我絕不想同猶太人太接近。
鑒於此時此地僅我孤身一人在這片神秘的國土上，以我一個小記者，最安全的辦法是少說多看，奉行大英帝國傳統的“光榮孤立”政策。一時不慎，我命送黃泉事小，給我的“新華”惹麻煩可是罪不可赦。我的恩師、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主任趙寶煦教授嚐言：“外事無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幾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采訪，可我始終以“鄙人乃攝影記者，忙於拍攝戰爭給人類造成的苦難，無暇他顧”而婉拒。
2月7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報》記者袁國強再次找來，轉達設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國記者采訪一事，要我一定同去。我對袁說，我還是不能去，因為我計劃去加沙地帶等正在戒嚴的被占領土。袁國強說，你若不去，恐怕我去就沒那麼大意義了。我說，香港不也是中國嗎？你去就行了。你采訪完的筆記借我看一下就行。
袁國強真還挺夠哥們兒。
次日，我根據他的采訪筆記經新華社巴黎分社向北京發報：
新華社特拉維夫2月8日電（記者唐師曾）
以色列副外長莫士耶加昨天在耶路撒冷接受香港《明報》特約記者袁國強采訪時表示：以色列極希望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兩國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分歧不應成為建交障礙。
莫士耶加在耶路撒冷對《明報》說，外交關係及政治見解不應混在一起，縱使政見不同，仍可建立良好的外交關係，“外交是溝通工具，雙邊可保持不同意見，但若將政見和外交混為一談，實際上剝奪了自己的溝通媒介。法國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問題政見不同，但兩國關係良好”。
他說他極希望與中國建交，“但什麼時候建立外交關係則視中國而定，我們已準備就緒”。在對台問題上，莫士耶加說以色列在1950年就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以色列仍希望與台灣保持商業往來，“貿易活動增加兩三倍，越多越好”。
目前，以色列與台灣亦無外交關係，隻保持民間、學術、商業往來。以色列在北京設有學術交流機構。在香港設有領事館，莫士耶加希望在1997年以後仍能繼續保存其在香港的領事館。
回到北京後，我的老朋友、警察學院院長劉尚煜告訴我，戰爭期間他在“大參考”上看到我寫的這段消息特別振奮。也許是中國警方一直對高效率高權威性的以色列警察特別關注吧！
2月11日傍晚，我照例和日本記者村田信一到“我的飯館”去吃晚飯。這是特拉維夫一家價格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小飯鋪。我每天傍晚都在這兒花20美元吃一頓蔬菜沙拉加一種叫“希希利克”的炸雞塊，喝一聽可口可樂。這頓僅有七八塊草莓大小的猶太炸雞，是我每24小時補充的唯一一次動物蛋白，直到連沾了雞油的香萊、辣椒也吞下肚去。之後揣起吃剩下的兩隻“皮塔”餅當作夜宵和次日的早餐，中午則在街上買大餅吃。這樣就可以把撥給我用10天的經費用上20天。指揮我的林老板命令我盡量節約每一美分，爭取在以色列堅持到最後一天。像第二次世界大戰解放歐陸時的巴頓一樣：“進攻！進攻！！再進攻！！！直到汽油用盡，再他媽開步走。”以色列的物價實在太貴，我住的飯店僅住宿費一天就要18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