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海明威
1979年，我是稀裏糊塗進北大國際政治係的，這全為我那90多歲的爺爺。我爺爺的哥哥畢業於京師大學堂仕學館，我爺爺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國文學門。當時，他老人家硬說凡是上過這所學校的人都會變得勇敢誠實、民主科學、樂於助人。其實當時我更想進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像所有多夢的中學男孩一樣，幻想當個古德裏安式的好軍官。為了能和我爺爺曆數的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們成為校友，我狠心放棄了當裝甲師長的念頭，咬著牙進了北大。可我怎麼也想不到，就因為我爺爺一句話，竟會引出那麼多不可思議的故事。
開學後第一個星期天，我們宿舍全體到校園裏拍紀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傳統，60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建立過“光社”。在未名湖南岸，我們與長眠於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裏教過新聞，用相機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在北大37樓學生宿舍，我衝了我平生第一個黑白膠卷。
在北大圖書館，一個叫羅伯特·卡帕的戰地攝影記者闖進了我的生活。這位18歲考入柏林大學政治係的小夥子大學一畢業就趕上納粹上台，他背著相機隻身逃往西歐，與海明威一起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卡帕拍攝了包括諾曼底登陸在內的所有重大戰事，由於玩命而聞名於世。他的朋友從乞丐到美國總統，從英格麗·褒曼到海明威，無所不包。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響地雷，他還不忘按下快門，終於含笑死去。我被這家夥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利策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為他寫的悼詞抄在了日記中：“他不僅留給我們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給我們一種精神。”我幻想自己是卡帕轉世。
我兒時皈依的師父、中國佛教協會秘書長正果法師告訴我，人類的私欲不外為“名、利、色”。可像卡帕這樣早已聞名於世可仍奮鬥不息，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麼樣的私利呢？
1983年我從北大畢業。久居美國加州的二伯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毫不猶豫地說：“給我買台好相機。”以後，我背著這台相機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4年書，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將我推薦給新華社攝影部。
1986年底，我被新華社攝影部錄用後，我才知道，對我進行考試並決定收留我的攝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當時我向她表明我決心當中國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說：“現在我一台相機也沒有，可我知道怎麼培養使用人。”如果沒攝影部老板們的知遇，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經伊斯坦布爾、安曼輾轉進入巴格達。在金色屋頂的中國駐巴格達大使館，神態凝重的鄭達庸大使對我的貿然前來似乎並不歡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畢業生的心情，鄭大使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一個中國人負責。自海灣危機以來，巴格達使館已組織成千上萬的駐科威特、伊拉克勞務人員經約旦撤回祖國。鄭大使鑽進高懸五星紅旗的奔馳300匆匆而去，他正在為最後一批勞工的安全奔波。
巴格達使館屋頂已用紅油漆畫了一麵巨幅的五星紅旗，赤日當空，一絲風也沒有。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陳我的四條理由：一、我是奉總社之命來采訪戰爭的，為任務理應堅守巴格達。二、我是攝影記者，其工作特點是親臨一線。三、在國內我搞了4年突發事件采訪，有應付危險的經驗。四、有老學長的幫助。我保證服從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這種北大精神的魅力，大使終於開了口：“你馬上去領一套防化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