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是當前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它不僅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而且影響到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對於產生通脹的原因，經濟學界已經作了多層次、多側麵、較深入的探討。本文擬對通貨膨脹產生和惡性循環發展的原因，作一些經濟以外的分析。
原因之一：改革和發展缺乏完整周密的統一設計和係統的理論，造成決策的搖擺和失誤，引發通貨膨脹
眾所周知，我們的改革，首先有實踐，然後才有理論。從安徽鳳陽開始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其原發動機並不是人們有意識地對舊體製的修正和揚棄，而是在人們的生存意識驅使下，對現狀悲壯的抗爭和對舊體製的無奈複歸。全國大部分農村的情形都是如此。於是，幹部們冒著坐牢殺頭的危險分田了，農民們背負著撫養幹部遺孤的莊嚴承諾從社員變成了小農。於是，農村改革開始了，也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農村改革的意外成功，為其後的全麵改革樹立了樣板，開拓了道路，也帶來了消極影響。正因為農村改革的自發性、成功性，使我們對改革這一深刻的社會曆史變革活動看得過分容易。改革不是建立在正確係統的理論基礎之上的，而是幹起來再看，走一步算一步，理論在和理論打架，各項措施相互矛盾，相互掣肘，改革步履維艱。通貨膨脹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必然結局。
改革以來，經濟界理論的混亂和行動的失控是無以複加的，赤字經濟模式的選擇，宏觀調控機製的失控，基建規模過大，社會集團購買力過旺，通貨膨脹，這些現象並不是改革中必然產生的現象，而與我們的目標選擇、方針確定、運行控製等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
以工資和物價改革為例，在紛繁的理論麵前手足無措。麵對循序漸進說、一步到位說、工資物價掛鉤說、工資與效益掛鉤說等理論和見解，決策搖擺不定，忽而要穩紮穩打，忽而要一步到位、闖關奪隘，弄得執行者和民眾不知所措，民心振蕩。物價改革既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脫鉤，又與公眾的利益要求和心理需求脫節，因而出現惡性通貨膨脹是難以避免的。1987年，全國零售物價總指數上升近7．3%，1988年1～6月，全國零售物價的總指數比1987年同期上升了12．6%，已大大突破了警戒線。而1989年通貨膨脹的現實仍相當嚴峻，物價指數呈兩位數上漲，上半年已超過20%。
通貨膨脹的出現，與決策的失誤關係最大。有學者指出：“今天的經濟後果反映了昨天的決策體製，在一些地方，對一些極為重要的基建規模、價格管理等決策方式、程序上，都存在著事後令人追悔莫及的漏洞，反映了各層宏觀決策體製的不完善之處。”有人說得更為直接：“通貨膨脹的根源並不來自於經濟係統自身，而主要在於政府行為。”對於決策的隨意選擇和隨意變動，有人指出：現在翻開官方的權威報紙，春天的政策和夏天的就不一樣，可以講四季各異。這種“蕩秋千”政策讓下麵捉摸不透，所以就很難使人民群眾和基層幹部建立起我們所期望的信心。邢崇智（河北省委書記）指出：“現在社會上出現的腐敗現象和其他一些備受關注的問題，都是與整個政策的不連貫或不配套有關，如目前仍在實行的‘雙軌製’，這靠地方是解決不了的，要靠中央下決心來解決。”通貨膨脹的深層根源是理論的不連貫性和政府決策的隨意性，這是大多數人的共識。決策不民主、不科學、不連貫，必然造成經濟生活的無序和通貨膨脹的出現，這早已被人類發展的曆史所證明，也為我國40年來的發展曆程所證實。
原因之二：政治體製改革的嚴重滯後，使政府對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約束機製疲軟
通貨膨脹作為一種經濟現象，既與經濟因素緊密相連，又與政治因素緊密關聯。政治體製改革的嚴重滯後，是造成經濟失控、通貨膨脹惡性發展的重要原因。
政治體製改革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必然要求。政治體製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製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製。黨的十三大作出的關於政治體製改革的部署，博得了全民的共識。但是，檢討這兩年多來的工作，政治體製改革並未真正邁開步子。在黨政分開、下放權力、改革政府工作機構、改革人事製度、建立協商對話製度、完善民主政治、加強法製建設等方麵，都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沒有突破性進展。許多改革的設想缺乏可操作性，難以落到實處。從現實看，黨政不分現象仍十分嚴重，權力高度集中現象沒有多大改變，機構改革隻是換了幾塊招牌。政治體製改革的嚴重滯後，直接間接地影響了經濟體製改革和經濟的發展。通貨膨脹的惡性發展與政治體製改革的滯後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機構臃腫、膨脹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比如，陝西省機關幹部人頭費占財政收入的80%多。吉林省一個中等縣，1948年有縣直機構20個，加上10個區的黨委和政府，隻有幹部322人。30多年後，這個縣的機構發展到150個，增長7倍多，幹部總數超過2000人，增長6倍多。僅縣一級的會議費每年就達15萬元。小汽車消耗每年256萬元，吃喝費109萬元，建房費平均每年200萬元。廣東某富裕縣，1987年與1978年相比，機構增加40個，由48個增加到88個，行政機構與解放初相比增長約4倍，幹部總數增加約7倍。機構增加，人員膨脹，使國家背上了十分沉重的經濟包袱。這一問題，在西部貧困地區尤為突出。這一地區的地方財力本來就很薄弱，其發展基金大都仰仗國家撥款，而現在，國家的撥款大部分也被黨政部門的人頭費擠占了，經濟發展受到影響。機構的臃腫、人員的膨脹使集團購買力十分旺盛且難以控製。它似一隻無形的手，對通貨膨脹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