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是我們黨在延安時期的革命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整套具有共產主義思想內容的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是革命的傳家寶。對於這一無數革命先烈用熱血、青春乃至生命換來的寶貴財富，我們要倍加珍惜，要一代代繼承、發揚和光大。鄧小平同誌在1980年曾強調指出：“我們一定要宣傳、恢複和發揚延安精神。”這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是加強黨的建設的需要，也是搞好四化建設、搞好改革開放的需要。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曆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延安精神，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擬就延安精神的內涵及其產生的曆史條件和現實意義等問題，談一些粗淺的認識。
一、延安精神的內涵
我們認為延安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緊密團結的高尚品德和嚴明的組織紀律。
當時，延安雖然條件艱苦，環境險惡，但延安的政治空氣卻非常民主自由，生動活潑。因此，這裏的每一個人都感到心情舒暢、豪情滿懷。
延安時期黨、政府和軍隊的紀律都十分嚴明，黨政軍各級人員中很少有徇私舞弊、以權謀私的現象。對於違法亂紀行為的處理，也是非常嚴格的，如黃克功事件的處理。黃克功是一名老紅軍，爬雪山，過草地，曆經艱辛，赴湯蹈火，出生入死，為革命立下了戰功。紅軍到延安後，他擔任了旅長，因與一名到延安的女學生談戀愛，女學生要與他中斷關係，遭到其槍殺。對於這樣一個功臣，因他違法亂紀，殘害無辜，毛澤東同誌親自批準處決了他，並告誡全黨，要從黃克功事件中吸取教訓。
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是延安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麵。正因為政治民主、紀律嚴明，政治空氣生動活潑，使延安成了光明的象征，勝利的希望，革命的聖地，因此吸引了大批的青年學生和愛國誌士，撲向革命的懷抱，共同舉起抗日救國的旗幟，並把抗日的種子播向四方。
第二，實事求是，聯係群眾的作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
中國共產黨依據實事求是的原則處理一切事務，調整了自己的政策和鬥爭策略，在對日本的政策方麵實行全民族的抗戰；在對國民黨的政策方麵，從反蔣抗日，逐步過渡到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改沒收地主土地為減租減息；抗日民主政權實行三三製原則。在對內方麵克服自身存在的不足。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創立敵後抗日根據地，開展遊擊戰，並把自己的工作方針，建立在為人民服務的基礎之上。當時，在延安的每一個共產黨員，心裏都有著一個崇高的奮鬥目標，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他們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甘願拋頭顱、灑熱血，全黨正是在此基礎上團結起來的。毛澤東同誌曾經指出：“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毛澤東同誌的這段話，是對張思德等這樣一批革命烈士的高度頌揚，也是對延安時期廣大黨員和全體革命者為人民服務精神的高度概括和總結。
正是因為我們黨貫徹了一條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路線，因此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
第三，艱苦奮鬥，豐衣足食的精神。
延安地形多為山丘，土地瘠薄，氣候幹旱少雨，自然條件極為惡劣。廣大人民極端貧窮，加之日寇、國民黨的封鎖，邊區軍民生活十分艱苦。一個時期，糧食、布匹、燈油、紙張等物資十分缺乏，八路軍戰士連幾分錢的菜金也無法保證。豬油煮紅棗，是非常難得的佳肴。正是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黨領導解放區軍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
根據毛澤東同誌提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和當時解放區的具體情況，黨中央又製定了領導生產的一係列的具體方針和辦法，號召全體軍民和各級黨政機關學校一切的人員都要參加生產，並要學會組織群眾生產的本領。它的基本精神就是自力更生，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戰勝困難，發展革命和建設事業。毛澤東同誌指出：“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這是黨的一貫主張，是我黨戰勝一切敵人的成功經驗。本著這一基本精神，當時黨中央號召陝甘寧邊區軍民要做到“自力更生，豐衣足食”，其他解放區要做到“自己動手，克服困難”。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1942年，大生產運動首先在陝甘寧邊區展開，各解放區也相繼開始，到1943年發展成為普遍的運動。
陝甘寧邊區從1940年到1942年，開荒達180萬畝，增產細糧47萬擔。在大生產運動中，邊區的工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邊區生產的發展不僅有效地克服了嚴重的物質困難，保障了抗日經費的供給，而且使全體軍民的生活有了提高。敵後各解放區軍民，經過努力，達到了黨中央提出的“自己動手，克服困難”的目的。
以“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為基本內容的大生產運動，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它使解放區戰勝了日、偽、蔣的進攻和封鎖造成的嚴重困難，開創和發揚了黨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積累了豐富的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了一批經濟工作幹部，奠定了抗日戰爭勝利的物質基礎和思想基礎。
第四，勵精圖治，勇於開拓的創新精神。
解放區軍民既艱苦創業，勵精圖治，又富有學習精神、進取精神、開拓精神與創新精神。
郭沫若曾把延安時代比做新的時代、新的天地和新的世紀。他說：“我恨我自己陷在另一個天地裏，和光明離得太遠，但願在光明中生活的人，不要忘記應該把光明分布到四方。”把光明分布到四方，就是開拓創新，勇於進取。廣大軍民在延安建立了從來未有過的模範抗日民主根據地，又把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麵的成果向全中國推廣。
由於廣大軍民開拓創新，銳意進取，因此，反對保守、反對因循守舊、反對故步自封、勇於自我批評等蔚然成風。而對於教條的僵化的思想，則予以無情的揭露和鞭笞。當時《解放日報》的一篇社論中指出：“紅軍中有大大小小的戈爾洛夫們，他們有功勞、有忠心、有勇敢，但是沒有使用頭等軍備的能力，他們可以力求進步，學到這種能力，但是他們擺老資格不學習，他們沒有能力，又擺老資格，就勢必至於與一些笨蛋——糊塗蟲、拍馬屁的、會鑽營的、卑鄙的家夥結成一氣，來打擊與排擠有能力的人。”他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很大的危險。隻有把他們教育過來，如果教育不過來就撤換了去”。當時正是這樣做的。
二、延安精神產生的曆史條件
延安精神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會曆史條件和主觀人文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