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溪遺址位於長江瞿塘峽南側，1959年和1975年曾3次發掘。期間，在西陵峽又發現過幾處同類遺址，約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這一類的遺址普遍被稱為大溪文化。大溪文化是長江中下遊地區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之一，出土的遺跡和遺物都很豐富，其中的一些在本地區或長江流域，甚至在全國同時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中都居於首位。
大溪文化先民的房屋建築在紅花套、關廟山發現的房屋基址，普遍經過燒烤，已成紅燒土建築。分半地穴式和地麵建築兩類，前者常呈圓形，後者多屬方形、長方形。地麵起建的房子，往往先挖牆基槽，再用粘土摻和燒土碎塊填實，牆內夾柱之間編紮竹片或小型樹幹，裏外抹泥。室內分布柱洞，挖有灶坑或用土埂圍築起方形火塘。房屋地麵，常用大量紅燒土塊鋪築起厚實的墊層，既牢固又防潮。有的房頂先鋪排竹片和植物稈莖，再塗抹摻有少量稻殼、稻草末的粘土。有的房子還有撐簷柱洞或專門的簷廊，或在牆外鋪墊一段紅燒土渣地麵形成原始的防水滲漏保護層。可見為適應南方的氣候條件，建造住房已采用了多種有利於防潮、避雨、避熱的技術措施。
喪葬習俗
大溪遺址的墓葬區約有570平方米，考古人員在這邊區域中共清理出210座墓葬，這裏是一個氏族村落的大型公墓。大溪文化盛行單人葬，除個別成年女性和兒童合葬墓外，其餘都是一人一墓，死者一律頭部向南。在中原地區，屈肢葬式通常是殉葬、陪葬或者死者為非正常死因所致，而在大溪文化中則是一段時期內的通行葬式，下肢彎曲很大，雙膝接近頭部，隻有借助繩捆索綁才能令遺體保持這種類似胎兒在母體中的姿態。很顯然，大溪文化的先民們將死者有意擺放成這種姿態一定是出於某種特殊的目的，有學者推斷，大溪先民可能是借此表達靈魂不滅，重歸母腹的原始宗教觀念。也有人認為，死者捆綁埋葬是為了束縛鬼魂，以免其四處遊蕩作祟。
除去奇異的葬式之外，大溪遺址墓葬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在已發掘的210處墓葬中有不少用魚在做隨葬，有的把魚尾銜在死者口中；有的把魚放在死者身上；還有將兩條大魚分別墊在死者雙臂之下的。魚極易腐爛，墓葬中的這些魚在6400多年以後仍然留有魚骨，說明大溪文化的居民用來隨葬的魚是經過了醃製處理的幹魚。
考古學家認為，大溪文化用魚隨葬的現象是由喪葬習俗演變而來的一種原始宗教儀式。用鹽將魚醃製成幹魚以防其腐爛，然後再獻給死者，希望親人在另一個世界照樣能享受人間的美味佳肴，這是大溪先民寄托哀思的一種方式。這些現象表明，大溪先民們相信靈魂的存在，至於捆綁死者，以及加魚於死者身上等行為方式顯示出原始巫術活動的痕跡，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中，屈肢葬式和以魚隨葬的現象都極其罕見，說明在大溪文化中，原始的巫術已帶有宗教色彩。
文化特征
大溪文化時期屬母係氏族晚期至父係氏族的萌芽階段，當時的社會經濟，是以農業生產為主，兼營畜牧與漁獵。而農業又以種植水稻為主。
遺址出土的陶器都是手製，火候較低。大溪文化普遍發現稻作遺存，從出土器物看，其文化是以當地為主，外來文化影響為輔。在大溪文化房屋建築遺跡的紅燒土中，夾雜著大量稻穀殼與稻末。在大溪文化的部分陶器胎質中，發現有用稻殼作摻合料的。
湖北紅花套遺址中出土稻殼，經鑒定屬於粳稻。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揭示出疊壓在大溪早期古城牆之下的水稻田——所揭露的田埂、田土中顯示了龜裂紋和靜水沉澱特點，田土中包含的稻莖、葉、根須，顯微鏡下觀察到的大量稻殼、葉和測試出的稻的植物矽酸體與耕作配套的水塘、水溝等水利設施無不確證了水稻田遺跡的可信。
大溪文化與仰韶文化比較，兩者都有外形近似而各屬自身係統的折沿盆、斂口缽和小口直領罐等陶器，反映了在同一時期南、北所流行的器物形製和作風。另一方麵，明顯存在互相交流影響的因素。
紅山文化——古老的玉文化之一
紅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間一個在燕山以北、大淩河與西遼河上遊流域活動的部落集團創造的農業文化，延續時間達兩千年之久。紅山文化是與中原仰韶文化同時期分布在西遼河流域的發達文明，在發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相交彙產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機和創造力的優秀文化，內涵十分豐富，紅山文化的社會形態初期處於母係氏族社會的全盛時期。主要社會結構是以女性血緣群體為紐帶的部落集團，晚期逐漸向父係氏族過渡。
發現發掘
紅山，意為“紅色的山峰”，它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東北郊的英金河畔。20世紀初，一位日本學者在紅山附近地麵上發現了一些陶片。1930年冬，考古學家梁思永到林西、沙拉海、鍋撐子山一帶，僅發現一些陶片後就回北京了。1933年，日本東京大學校長濱田想在內蒙古找出不屬於中國曆史文化的憑據。結果，在紅山30多處遺址僅發現一些陶器殘片和幾件青銅器，都屬於中國曆史文物，讓日寇枉費了心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