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雅可夫斯基早就對自殺做好了準備。早在15年前，他就在一本詩集的序言中寫道：“我越來越頻繁地想道，最好是在自己的結局處，畫上最後一個句號。今天，我為防萬一，先行舉辦告別式的音樂會。”
這一主題在長詩《人》（1917年）和《關於這事》（1923年）中，表現得最強烈。這兩首詩中都回蕩著這一不祥的哀樂，它們的共同主題是：“愛的方舟被日常生活給擊碎了。”（《遺囑》中語）詩人在詩歌《人》中，詳盡地描寫了他的自殺過程。而在《關於這事》中表現得更明白無遺：這已不是文學了，而是事實文獻。如前所述，這首詩寫於馬雅可夫斯基在自我反省的“禁閉期”。在此期間，詩人忍受著相思的煎熬，度日如年地等待著“刑滿釋放”的那一天。他對麗莉的愛達到了勢不可遏的頂點，為此，他寫下了長達數千字的日記，細致地分析了自己對麗莉的感情，最後的結論是：無論采用何種方式（指與麗莉丈夫共享麗莉的愛），也無論麗莉屬於誰，他誓死忠於自己的愛情。在此詩中，自殺更進一步細節化了。把這首詩與葉賽寧的臨終詩兩相比較，其立意更深：葉賽寧隻把生與死等量齊觀而已，而馬雅可夫斯基則認為生比死更艱難，真像鬱達夫所說的那樣“生非容易死非難”。
也許，人們會認為：怎麼可以把文學（手法）與生活等量齊觀呢？然而，必須承認：在這個問題上，馬雅可夫斯基的詩（藝術）已經全然生活化了，而生活藝術化了，誠如英諺所說：“生活比虛構更真實。”
至少在馬雅可夫斯基自己，對生活與創作的關係是深信不疑的。他說過，詩人的全部創作甚至會取決於他平常穿什麼衣服，取決於他在家時怎麼和妻子談話。
馬雅可夫斯基身邊最親近的人，包括他終生熱愛的麗莉、勃裏克，卻對詩人的自殺絲毫不覺得驚奇和突兀。事實上，他們對此早就有預感。自殺的消息很突然，但麗莉覺得：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她隻是惋惜假如她早點回來的話，肯定會把詩人的死期推遲一段時間。
麗莉及其他人早就察覺馬雅可夫斯基對自殺有一種本能的衝動。麗莉和她的妹妹都說，馬雅可夫斯基曾多次說到要自殺。1919年，羅·雅各布遜對麗莉說：他無法想象一個老年的馬雅可夫斯基是個什麼樣。麗莉則說：“他會老？才不會呢！他從前就有過兩次（1916或1917年）想要自殺，想把自己給打死，手槍裏總是給自己留著一顆子彈。總有一天，那顆子彈會為自己找到目標的。”此事可見於馬雅可夫斯基的1號筆記本（寫於1917年）：“7月18日8：45分。不知何故，萬一突然沒有了活下去的理由了，那該怎麼辦好呢？10月11日4：30（15）分，結局。”
對於作為一個男人和詩人的馬雅可夫斯基來說，愛情、女人、藝術、革命，都是一場生命的賭博——馬雅可夫斯基酷愛玩帶賭博性質的牌戲。他賭起來認真而不妥協，因為他知道，一旦失敗，所能得到的便隻有絕望。和他同時代的許多詩人一樣，馬雅可夫斯基同樣熱衷於一種所謂的最高綱領主義，其核心主旨就是，如果不是一切，那就寧肯一無所有。所以，生存對他來說，隻有一條出路。中間道路，委屈求全，苟且偷生，得過且過，明哲保身，諸如此類的人生格言，對他來說是不存在的。
向死而生，為生而死，這，也許就是馬雅可夫斯基自殺的真正動機。其他所有因素，隻是能影響馬雅可夫斯基實施自殺的時間的早晚問題，根本原因在於馬雅可夫斯基身上本能的自殺衝動。馬雅可夫斯基的自殺，究竟是向未來的“一跳”，還是對現在的一次果敢的衝擊？抑或是對現實的一次抗議？真正的原因，也許將成為遺留給曆史的一個迷案了。
卡拉揚真的犯有納粹“戰爭之罪”嗎
20世紀最傑出的指揮家卡拉揚也許本想活到1991年——最偉大的古典音樂大師莫紮特逝世200周年——以參加紀念他的這位同鄉的活動。然而他度過了自己的八十壽辰後不久，便身不由己地離開了人世。他的死引起了全世界隆重的紀念，震動了世界樂壇乃至整個文化生活領域，幾乎無人能與之相比。
盡管如此，還是有許多人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為納粹服務的事實，堅持認為，與其他眾多受審判的納粹戰犯相比，如果不是因為他在音樂上的成就，他也終究逃不過審判。赫伯特·馮·卡拉揚（1908-1989年）出生在奧地利的薩爾茨堡。他小的時候天賦極高，5歲的時候便公開演奏，儼然是一位鋼琴家。他的父親、醫生兼業餘音樂家，如同莫紮特的父親一樣，因為渴望兒子早日成名，所以極力鼓勵兒子從事音樂。傳奇式的卡拉揚一生曆經兩次世界大戰，如果再多活10年，他的人生曆程便經過整個20世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