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史學家稱大明的官僚為地主官僚，所以官員首先是地主。地主最注重的就是鄉黨，否則他的立身根本就會受到動搖。
張居正是湖廣軍戶出身。湖廣因為不沿運河，所以在諸省之中頗為超然。無論朝廷廢漕改海，還是繼續花大本錢走漕運，對張居正而言都是籌碼，而不是切身之痛。
如今沿漕諸省，南直、浙江是表明立場要走海的。尤其是南直，推動最為積極。
山東意見還不統一。有要求走海運，好讓運河水灌溉本省田畝的地主派；也有要求盡快疏浚運河，保證運河暢通的商賈派。前者看重的是運河的河水，後者看重的是運河的運量。
再往上到了北直，爭議反倒小了。對北直而言，無論從山東進貨還是從天津進貨，差別並不大。如果漕糧不走運河，那麼運河的水位也就不用常年控製在高位，大可以放開灌溉兩岸農田，這倒是一樁好事。
工部尚書朱衡是江西人，戶部尚書張守直是北直遵化人。前者認為河必須治，但是漕糧未必一定要走河。後者的家鄉遵化在北京東麵偏北，跟運河完全無關。所以張守直更加明確：哪個方案能夠有利於國庫收入，有利於皇家金花銀收入，他就支持哪個方案。
大明皇帝的內帑與國庫分離，皇帝強勢的時候，就會問國庫要錢。皇帝弱勢的時候，戶部尚書就會問皇帝要錢。張守直的前任劉體乾之所以去職，正是因為隆慶皇帝問戶部要錢要物戶部死活不肯答應，最終鬧得隻好撕破臉麵，一拍兩散。
工部、戶部兩位部堂大佬既然沒有預設不利蘇鬆商人的立場，那麼下麵主事、郎中的意見就比較重要了。不管他們的意見是否睜眼說瞎話，尚書們總是要看看情況說明和優劣分析，這才好寫成奏疏往上報批。
蘇鬆商人們都是走南闖北之人，借著各自的門路，紛紛將好處送到這些人手中，附帶給出了統一口徑的各種資料。雖然其中不乏虛數，論述手法也有待商榷，但是看起來卻是有理有據。
郎中、主事報給尚書，尚書疏入內閣，內閣票擬意見無非出自兩人之手：高拱和張居正。
高拱現在正在主持冊封俺答，並在宣大開設馬市的大事。從張居正口中得知徐元佐此番入京隻是為了漕運，他便不再將這事放在心上。相比漕運，西北互市更為重要。
這首先是一個信號：韃靼人終於臣服我皇，百年邊患有待平息。
對於高拱而言，其中意義不啻於後世港澳回歸。
其次這也是一項重要的經濟決策和朝中博弈。山陝商賈可以通過互市，牟取大利，自然有山陝籍官員不遺餘力地推動。而山陝籍官員的精神領袖，便是被嚴世藩視作天下三才之一的楊博。
因為楊博身後有團結一致的山陝官員，又在軍中威望極高，是以高拱對楊博也是頗為忌憚。而楊博又與徐階的交情匪淺。徐階在嘉靖四十二年癸亥之變後，竭力保全時為本兵的楊博，使之非但沒有被貶謫，還調任為吏部尚書。現在徐元佐入京不見楊博還好，若是見了楊博，高拱難免要懷疑自己被人惦記上了。
隆慶四年的春夏之交，京師熱火朝天，各方人士四處奔走，讓好不容易穩定下來的朝局又變得暗流洶湧。
撇開這些勾心鬥角的朝局爭鋒，徐元佐跟男裝的沈玉君帶著跟班仆從，好好逛了逛北京城。
“帝都的確比我鬆江要氣派些。”徐元佐走在青石路上，負手對沈玉君說道。
沈玉君嗤之以鼻：“說得好像鬆江如何了不得似的。”
徐元佐嘿嘿笑道：“現在或許隻是海內大郡，但日後未必不會成為天下都會。”
“那也得排在蘇杭之後。”沈玉君不服。
徐元佐突然停了下來，仰頭看著一道門匾，讀了出來：“蕪湖會館？蕪湖那麼個小地方還在京師有會館？”
沈玉君嘲諷道：“除了你們大鬆江，別處都是小地方。”
徐元佐朝前走了兩步，正要去敲門，卻被沈玉君拉住了。
“你要作甚？”沈玉君不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