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世紀中葉起，理想不再來自理性，而是來自現實，我們因此也日益陷入無文化和無人道之中。我們對世界和人生的肯定也失去了堅實的基礎，現代人已不再有思考和實現一切進步理想的動力。人們已經對現實做出了廣泛的妥協。這一切都是非常可怕的，人類可能由此將萬劫不複。
史懷哲一生反對任何暴力與侵略，他極力倡導尊重生命的理念。史懷哲深信渴望生存，害怕毀滅和痛苦，是我們的一種本能，也是每一個生命體都具有的本能。作為一個有思想能力的人，我們應該尊重別人和別的生命，因為他們像我們自己一樣，強烈的希冀自由而快樂地生活。因此，無論是身體或心靈，任何對生命的破壞、幹擾和毀滅都是壞的；而任何對生命的幫助，拯救，及有益生命成長和發展的都是好的。
在實踐生活中，史懷哲認為每一個人在傷害到生命時，都必須自己判斷這是否基於生活的必需而不可避免的。他特別舉了一個例子：一個農人可以為了生活在牧場上割一千棵草花給他的牛吃，但在他回家的路上，他卻不應不小心地踢倒一棵路旁的小花。史懷哲相信宇宙間所有的生命是結合在一起的，當我們致力於幫助別的生命時，我們有限的生命可體驗和宇宙間無數的生命合而為一。史懷哲一生發表了許多演說和文章反對戰爭及其對環境的破壞以及核子武器的發展，而他最有力的演說就是他用自己生命的身體力行。
1915年，史懷哲夫婦被遣返到歐洲的俘虜集中營，先後在多個俘虜營待過。最使俘虜難受的，是關久了，意誌消沉，什麼也不想做。史懷哲通過努力後被準許為病人看病，同時給予意誌消沉的戰俘精神上的鼓勵，執筆《文明的哲學》。另外，他也能拋開眼前的煩惱，靜下心來，用書桌的邊沿當作鋼琴的鍵盤，陶醉在想象的音樂之中。1918年7月，德法之間交換戰俘，史懷哲夫婦得以回到故鄉。
回到故鄉後，雖然獲得了市立醫院助手以及教堂副牧師的職務，但人生的理想之路卻迷霧重重，心中好不寂寞淒涼。遠在非洲的醫院不知何時能夠重建，《文明的哲學》以及其他著作的出版渺然無期，以前向朋友和教會借的錢不知如何才能償還，健康狀況也不理想。即使如此，他依舊沒有失去對別人不幸的同情心，默默地做著各種力所能及的愛的善行。
1919年聖誕節前，他忽然接到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校長賽得布洛姆的來信，邀請他去講授哲學。他的講授空前地成功，“敬畏生命”的思想，引起了普遍的共鳴。賽氏馬上建議他在瑞典各地開演講會和演奏會，並給他寫了幾封介紹信。他除了講哲學，也介紹在非洲的事業以及黑人的情形，無數聽眾被感動。很快，出版社找到了他，歐洲各國的演講會和演奏會的邀請函也紛紛而至。他還清了所有債務，並有了資金為非洲的事業做準備。
1924年2月，史懷哲離開了斯特拉斯堡。妻子海倫因為健康情況不佳，所以這次不能同行。海倫處於這種狀況下，卻能夠顧全大局，同意他再度到蘭巴倫重新開始工作，史懷哲對海倫真是永遠心存感激。這一次史懷哲在非洲待了三年半。1927年1月，把病人從舊醫院移到新醫院。到同年仲夏，又擴建了若幹病房。現在這個醫院，可容納200個病人以及他們的陪伴者，病人的數目一般都在140～160個之間。現在，醫院內部的必要設備都已完成，史懷哲因此可以將醫院交給同事，而考慮回國的事。
1928年，法蘭克福市把著名的“歌德獎”頒發給他。也是在這個時候，在瑞士，經常有如下的文字出現在報紙的訃聞中：“謹遵故人遺誌，敬請將所惠奠儀，一律改捐史懷哲博士在非洲蘭巴倫的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