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文章探討了閱讀、寫作以及專業的和體製的文學研究之間的複雜關係。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也是作家。我是個作家，並且總是將作家視為自己的主要身份，盡管1972年至1984年間我在倫敦大學學院中全職教授英美文學，並且多次向成人班和藝術學生教授文學，但我從來沒教過“創造性寫作”。我認為自己將教授優秀的閱讀視為鼓勵並實現優秀寫作的最佳方法。
當艾默裏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舒查德教授邀請我作理查德·艾爾曼紀念講座時，我感到十分榮幸和欣喜。理查德·艾爾曼是一位偉大而慷慨的評論家，舒查德教授在邀請函中明確表示，這些講座旨在用普通讀者和專業學者都能接受的語言弘揚優秀評論的傳統。耶魯大學的彼得·布魯克斯教授同時邀請我前往耶魯作芬奇—康蒂尼（Finzi Contini）講座。這一講座旨在探索英語文學和歐洲文學之間的關係。這一邀請同樣讓我激動萬分，因為我越來越將自己視為一個歐洲作家，並且對當代歐洲寫作越來越感興趣。我將三場艾默裏講座和一場耶魯講座視為在廣闊的前沿地帶思考當代寫作現狀的良機，無論是英國文學還是歐洲文學。
對在世作家寫作的正式研究是不久前才興起的現象，並在我的寫作生涯中成為潮流。英語文學研究本身的曆史不到百年。我的母親早年就讀劍橋英文係，師從I.A.理查茲和F.R.利維斯，在我的時代，這兩位先生顯然是劍橋最富影響力的學者。那時候，盡管我們在劍橋仍然閱讀T.S.艾略特和D.H.勞倫斯，但牛津的英語課程卻於1830年在托爾金和C.S.劉易斯的語文學影響下停止了。現在不僅是大學生，連中小學生都被教授和考察在世作家的作品。許多其他作家，比如我自己，對此感受很複雜。成為教學大綱的一部分，被要求閱讀，被仔細研讀和討論，可以確保一個人的書被不斷重印，並且獲得自己的生命力。但是對在世作家的研究與學術界各種強烈的政治化熱情不謀而合。隻要小說看起來似乎對關於“女性寫作”或者“女性主義”、“後殖民研究”、“後現代主義”的爭論有所貢獻，它們就很可能被選入課程。所有這一切都是生動刺激和有趣的。但是，正如喬治·斯坦納明智地指出，製定課程這一政治活動，與創作經典是不同的。經典（並非一成不變的）是（在我看來）其他作家希望其保持生命力，希望一直讀下去的作品。學界一直存在一種恐懼，害怕好書從課程大綱的網中漏掉，或者在政治側重點發生改變時消失。或者壓根從未得到注意。
當我離開大學時，記得有兩本關於當代英國小說的書，兩本書都聚焦於那些反映階級鬥爭、社會變革和邊遠地區的小說。（威廉·庫珀、約翰·韋恩、C.P.斯諾、艾倫·西利托、大衛·斯托裏。）我們這些教晚間課程的老師至少都是從這些書開始教的。我記得在城市文學協會中遇到一個更年長的講師，我問他教些什麼。他說他在教希比爾·貝德福德的《遺產》。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本書。他說我應該沒聽過。它不適合任何課程。它隻是一部殊異的傑作——碰巧是曆史的和歐洲的。我讀了這本書，發現他是對的。無獨有偶，我當時正在教授大衛·斯托裏的《拉德克利夫》，這部作品表麵上符合邊遠地區階級鬥爭這個範式。這本書也是傑作，是一部激烈、可怕而殘暴的歐洲傑作，對《包法利夫人》和《白癡》的借鑒比對艾米莉·勃朗特的借鑒更驚人，更不同尋常。現在我遇到的人中沒幾個讀過這本書。它的範式已經被其他範式所替代，一股新的潮流主張，英國文學從未反映過邊遠地區，它純粹是都市的。（這是我無法理解的現象——1950年代小說家所做的一切，D.H.勞倫斯和阿諾德·本內特早就做過，並且更深刻。而他們又借鑒了喬治·艾略特、勃朗特姐妹和伊麗莎白·蓋斯凱爾。
我認為我們這些評論現代寫作的人有責任讓討論保持開放、流暢並且基礎廣闊。我們需要創造新的範式，這會帶來新書，新風格，讀者注意力的新側重。我們不知道今年或者去年或者十年以前的哪些小說五十年後依然有人讀——如果存在這樣的小說的話。我們需要不斷想出新的——甚至是刻意暫時的——閱讀方式，去比較我們讀過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