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拉·愛森斯坦（Zilla .R.Eisenstein），1972年以博士學位論文“馬克思與杜爾凱姆的類存在概念：女性主義意識形態的含義”從馬薩諸薩大學（Massachusetts）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現在紐約伊薩卡學院的政治學係教授“女性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論資本主義、父權製與奴隸貿易”、“權力：經濟階級、性與種族”等課程。研究領域包括：階級、性與種族的政治學，政治理論，女性主義理論，性別建構。主要著作包括：《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激進未來》（1981）、《女性主義和性平等：自由美國的危機》（1984）、《女性身體與法律》（1988）、《性別的膚色，重思民主》（1994）、《憎恨，21世紀的種族化與性別化的衝突》（1996）、《全球化的汙穢文字、父權製、資本主義與網絡幻想的誘惑》（1998）、《反帝國》（2004）與《性誘惑》（2007）等著作第一，方法論上把馬克思主義傳統與女性主義分析相給合；第二，闡述作為母親和工人、生產者和再生產者的婦女角色所產生的問題；第三，父權製和資本主義是決定當今婦女受壓迫狀況的核心關係；第四，理解並揭示源自階級生產關係和性別等級關係的權力動力學。這裏僅根據愛森斯坦的兩篇論文“發展一種關於資本主義父權製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理論”、“關於資本主義父權製關係的若幹說明”。
對愛森斯坦的觀點進行簡要介紹。一、資本主義父權製（capitalist patriarchy）社會主義的婦女與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之間的區分在於前者致力於理解並改變資本主義製度，後者致力於理解由資本主義父權製派生的權力製度。愛森斯坦試圖把對資本主義與父權製的分析結合起來，“我選擇‘資本主義父權製’這個詞來強調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和性等級之間辯證的、互相作用的關係。理解資本主義和父權製之間的相互依存，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政治分析至關重要。盡管父權製（即大男子主義）在資本主義以前就存在，並在資本主義後的社會裏得到延續，但如果要改變這個壓迫結構，我們必須弄明白它們的現存關係。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超越了單一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和孤立的激進女性主義理論”。
（一）馬克思主義與激進女性主義的二分法在愛森斯坦看來，馬克思主義分析對於研究婦女所受的壓迫具有雙重意義：第一，它的階級分析方法對於研究權力關係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它提供了一種辯證的曆史分析方法。包括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物質關係的理解、剝削與異化理論、權力理論以及家庭、再生產理論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女性主義具有重要意義，馬克思主義方法通常被用於研究階級和階級衝突，也可用於分析婦女受壓迫的父權製關係。激進女性主義主張從性別階級體製角度分析權力關係，因為：第一，整個曆史是父權製（性/性別的權力體製）的曆史，整個社會是一個男性統治、男性擁有優勢權力和經濟特權的社會。米利特在其《性的政治》（1970）中提出性是政治的主張，男女關係是所有權力關係的範式，“社會等級製度取代了所有其它不平等——種族、政治或經濟不平等的形式，除非最終拋棄這種積習，不再把男性最高權威看作是與生俱來的權力；否則，所有的壓迫製度都還將繼續發揮作用，這僅僅是由於在最初人類處境中它們得到的邏輯上的和情感上的規定”約瑟芬·多諾萬：《女權主義的知識分子傳統》，趙育春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2頁。第二，父權製源於生物學，基於男女的生理差別產生了性別勞動分工、性別角色的區分。費爾斯通在其《性的辯證法》（1970）中指出，婦女受壓迫的物質基礎不在經濟方麵，而在生物學中，婦女的再生產功能、家庭是她受壓迫的主要原因，權力之間的性別不平等建立在生物學的基礎上，“性別間自然的生育差異直接導致了作為階級根源的第一次勞動分工，同時造成了等級製的典範”約瑟芬·多諾萬：《女權主義的知識分子傳統》，趙育春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4頁。；第三，婦女的地位不是由經濟階級結構決定而是由父權製的社會組織決定的，所有的鬥爭都是基於性別之間的鬥爭。愛森斯坦認為，馬克思主義和激進女性主義者分別根據經濟階級地位與性、資本主義與父權製、社會生產關係與社會再生產關係、工資勞動與家務勞動、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經濟與家庭、物質條件與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與性別勞動分工的二分法對婦女受壓迫狀況進行分析。不管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還是激進女性主義的分析都執著於一方麵而忽視另一方麵，如此分析難以理解婦女受壓迫的複雜狀況。把激進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綜合起來，第一步必須形成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整體的政治理論，這不僅僅是兩種權力理論的相加，而是把它們看作通過性別勞動分工形成的相互聯係Zilla .R.Eisenstein，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