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以後，很多黑人女性主義者在這一框架下作了具體闡述：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把黑人婦女麵臨的困難表述為：黑人婦女感到她們不得不在兩種運動中作出選擇，一種是為黑人男性主要的父權利益服務的黑人解放運動，另一種是為白人婦女種族主義者的主要利益服務的婦女解放運動轉引自羅斯瑪麗·帕特南·童：《女性主義思潮導論》，艾曉明等譯，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20－321頁。胡克斯認為，既然所有這些壓迫都是連結在一起，不可能單獨消除哪一種壓迫形式，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階級偏見，即便在理論上可以分開，實際上也是不可分的。這些壓迫形式中的任何一種都不可能提前被鏟除，不可能在與之相連的其它壓迫形式被消滅之前壽終正寢轉引自約瑟芬·多諾萬：《女權主義的知識分子傳統》，趙育春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6頁。；柯林斯把黑人婦女所受的多重壓迫闡述為婦女在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相互依存的三個方麵所受的壓迫，並且認為意識形態的作用比經濟與政治方麵更強大、更持久第一，在經濟方麵，對黑人婦女的壓迫把她們集中在“服務性行業”；第二，在政治方麵，對黑人婦女的壓迫拒絕給予她們所有白人男子和許多白人婦女通常享有的權利和特權，包括非常重要的平等受教育權利；第三，在意識形態方麵，對黑人婦女的壓迫把一套限製自由的“支配性形象”強加給黑人婦女，用來證明和解釋白人男子以及（一定程度上）白人婦女對待黑人婦女的態度。柯林斯評價道：“從奴隸製時代的黑人保姆、無恥蕩婦和下崽婦女到當前流行文化中的形象：什錦煎餅盒上滿臉堆笑的傑邁瑪斯大嬸、無處不在的黑人妓女和每次必到的福利母親，這些用在非裔美國婦女身上的負麵的刻板形象彙集在一起，構成了壓迫黑人婦女的基礎。”轉引自羅斯瑪麗·帕特南·童：《女性主義思潮導論》，艾曉明等譯，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22頁。黑人女性主義對婦女受壓迫及其如何結束的深入探討，對於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作為女性主義內部的批判力量，對於改變占主流地位的以白人為中心的女性主義理論、對於關注婦女之間的差異、形成多元化的女性主義理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少數民族與工人階級婦女的女權主義活動不僅改善著她們自身的生存環境，也對女權主義理論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她們從本民族本階級的立場上發出不同於白人中產階級婦女的呼聲，成為女權主義內部的一種批判力量，賦予女權主義自我更新的生命力。婦女運動早期的各種觀點在她們的質疑、挑戰下不斷被否定、被修改，而對不同種族、文化和階級的婦女不同要求的日益關注，則使女權主義理論在80年代後日趨豐厚、成熟。少數民族婦女和第三世界婦女的實踐和理論建樹正在改變著‘女權主義’一詞的內涵。”王政：《女性的崛起——當代美國的女權運動》，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第156頁。（二）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局限蘭德裏等通過女性主義政治與文學理論的探討，指出近幾年美國大學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發展中的不足。他們以牛頓與羅森費爾特（Newton and Rosenfelt）的論文集《女性主義和社會變革：文學與文化中的性、階級與種族》（1985）Judith Newton and Deborah Rosenfelt（eds），Feminist Criticism and Social Change：Sex， Class and Race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5和托麗爾·莫娃（Tori Moi）的《性/文本的政治學：女性主義文學理論》（1985）為文本進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