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知名的19世紀作家，諸如德斯塔爾夫人（Mme de Staёl，1766—1817）和卡特布朗德（Rene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嘲笑“整個一幫數學家”，而法國詩人拉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96）則陶醉於人類情感的力量，傲慢地寫道：“數學是人類思想的鎖鏈。我自由自在地思考，從而掙脫了這些鎖鏈。”浪漫主義者認為人類情感和個人主義是一切創造力的源泉，他們把宇宙看成是一個有機體，而不是機器。他們看重具有主觀性的“心靈”和想象能力，拒絕更具客觀性的科學思維。英國詩人濟慈（John Keats，1795—1821）如此表達浪漫主義的心聲：他“隻確信內心的感受和想象的真實。想象中認為美的就一定是真實的……”。
有關進化論的激烈爭論表明，科學與根深蒂固的信念之間已在開始發生一場較量。許多人對達爾文的解釋感到心神不安，因為這一解釋暗示，自然界眾多物種都是通過自然選擇而從共同祖先演變而來。英國幾乎每份保守的報刊都登載過漫畫，諷刺達爾文和他的支持者赫胥黎，把他們畫成猿、猴或大猩猩。但媒體對此的高度關注恰恰表明它們在大眾心目中的地位。
16世紀哥自尼的時代已經遠去，那時隻有少數幾個受過教育的學者有望跟蹤科學提出的辯論，大眾不會有此興趣。當科學，或者至少科學的一個公開角色，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時，這就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隨著歲月——和發現——不斷向前推進，焦點的強度也將隨之增加。
結論
還有多少是未知的
幸運的是，科學，就像它所屬於的自然界，既不受時間限製，也不受空間限製。它屬於世界，沒有國家也沒有年代。我們知道得越多，就越感到自己的無知，越感到還有更多仍然是無知的……
——戴維（Humphry Davy，1778—1829）
19世紀在科學史上是一個輝煌的時代，在這個時期裏，諸多重大發現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其中有：原子理論和幾十種新元素，熱力學、電和電磁學，多樣化的、演變的物種和恐龍骨骼，動植物細胞和傳染疾病的微生物。新工具和新方法不斷湧現，例如電解和光譜儀，提供了通向元素、恒星和宇宙之門的鑰匙。科學家相互啟發（如法拉第與戴維，麥克斯韋與法拉第），互相競爭優先權（如戴維和周圍幾乎每個人），互相尊重（如達爾文和華萊士）以及誠懇地辯論（如赫胥黎和萊伊爾、阿加西等人的辯論），使科學思想百花齊放。這是一個科學終於使自己成為一門職業的時代。
但是到19世紀末，科學的核心已瀕於變革的邊緣。道爾頓、法拉第、威耶、麥克斯韋和亥姆霍茲所認定的絕對的終極真理，一種高貴的追求，看來將經受重大衝擊。19世紀90年代正當新生一代就要脫穎之際——普朗克、盧瑟福、瑪麗·居裏、倫琴（Wilhelm KonradROntgen，1845—1923）、玻爾（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和愛因斯坦，有某些絕對的東西似乎穩定不變：牛頓力學和它的三維空間及線性時間、熱力學定律、被以太所包圍的麥克斯韋電磁波。但是，20世紀的到來卻帶來了一種非同尋常的，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也許所接觸到的隻是科學冰山之一角。
當普朗克在19世紀70年代末學習物理學時，他的一位老師曾勸他不要進入這一領域，因為在這一領域，隻有少數幾個遺漏的問題沒有解決，總的說來，主要的發現都已經做出了。但是，後來證明，科學確實與它所考察的時間與空間一樣，是無限的，而上文戴維的話，在19世紀末仍與19世紀初一樣有效，直到今天這句話也仍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