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晚期還出現了類似文字的圖象符號。一般都刻在陶質大口缸的外表麵。有的刻於缸的口部，也有的刻於靠近缸底的腹部，有的還在所刻的符號上塗上朱色。這種個體很大的陶器，非常厚重，隻有在高等級的墓葬中才有出土。研究者大多認為這種器物是跟祭祀有關的禮器。刻畫其上的文字都是單個出現的，最多的是被古文字學家釋為“旦”的太陽和山字形圖案組成的符號，另外還有帶柄鉞的象形以及帶柄锛的象形等等。很多符號的分布範圍超出了大汶口文化的勢力所在，在長江下遊以及整個東南沿海地區都有零星的發現。由於山東大汶口文化出土的數量和種類最為豐富，專家們都認為這類“早期文字符號”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最先創造使用，以後隨著文化的交流和傳播，出現於周圍其他原始文化中。
大汶口文化在原始宗教方麵有很多突出的表現。在大汶口墓葬中常常出土一種稱為“龜甲器”的特殊器物。這是將一組龜腹甲相合，並在龜甲邊緣鑽孔令其綴合的一種器物，內部還有數量不一的小石子。對這類器物的功能，研究者們有很多的推測：有的稱其為“響器”，即巫師在進行巫術活動時手中所持的法器，隨巫術舞蹈搖動而發出聲響來配合施法；也有的認為這是最早形式的占卜工具，根據搖動後小石子的數量來判定是非、預知未來。盡管我們無法獲知這類龜甲器的真實功用，但對龜甲的特殊認識以及相隨出土的鱷魚皮鼓、象牙雕筒等器物，似反映了當時活躍的巫師活動。
大汶口人還有一個十分特別的習俗，就是拔牙。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發現很大比例的人骨沒有門齒或側門齒。據此推測，當時人們在成年後就拔除門齒，並非死後才被拔掉。對於今人來講，拔掉門牙無疑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然而中國的古人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甚至在《高僧傳》中都曾記載北朝時有一個叫“習鑿齒”的人，與名僧道安有過“普天釋道安，四海習鑿齒”的精彩應對，可見“鑿齒”之風多麼盛行。而最初帶動這種“時尚”的恐怕要上溯到大汶口人了。除了拔牙，大汶口墓葬中還有一個與眾不同之處，就是很多人骨都有頭骨枕部人工變形的特征。這種特征的形成自然也是墓主人生前很長一段時間有意壓迫頭部的結果。由此也能想象大汶口人以“扁腦袋”為美的奇異風尚。
根據古史傳說，山東地區是東夷族的分布區域。東夷族的曆史可以追溯到太昊、少昊和蚩尤的時代。根據古史學家的推測，大汶口文化相當於傳說中的太昊和少昊時代，甚至有學者認為大汶口文化中太陽和山形的組合符號就是“昊”族的族徽。雖然無法用直接的證據來說明五千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在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什麼樣子的角色，但是後來的山東龍山文化卻無疑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甚至商代先民的很多文化傳統，如好酒和酒器的盛行，如對龜靈的崇拜——這些都能在大汶口文化中找到影子。這些零星的線索也許能夠幫助我們找到大汶口文化在中華文明進程中所占的顯要位置。
中華文明起源的前奏——紅山文化壇廟塚
紅山文化因最初發現於內蒙赤峰紅山後而得名。它的發現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1908年日本著名學者鳥居龍藏在內蒙古東南部調查時，曾經發現屬於紅山文化的遺存。1919年起，法國著名學者桑誌華、德日進也在內蒙古東南部發現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還曾對重要的紅山前遺址進行過調查。中國的學者在早期紅山文化的發現與研究工作中，更是勞苦功高。1930年中國著名考古學家梁思永曾作過專門調查，在當時材料匱乏的情形下，他很有預見性地指出了西遼河南北之間的文化差異。另一位著名學者裴文中則在40年代提出並設想了長城以北地區新石器文化由北往南的移動路線。到了50年代初，著名考古學家尹達在編寫《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的時候，根據當時已經重病的梁思永的意見，將這類物質遺留單獨分列一章來討論，並且正式給它定名為“紅山文化”。從此，這一類史前遺存在研究長城南北的史前文化互動關係上具有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