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民”思想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
中國近現代，思想博雜，異彩紛呈。在西方列強入侵，中國被迫卷入世界現代化浪潮這一特殊境遇下，眾多的思想家為擺脫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紛紛登上曆史的舞台。他們以救亡圖存、拯救國家於危難之中的豪氣，譜寫了中國近代史上瑰麗的篇章。他們基於不同的視角所提出的諸多救國策略，引領了時代的潮流，逐漸形成之後洶湧澎湃的諸多思潮，在警醒國人的同時，亦成為近代史上一筆寶貴的思想資源和精神財富。“新民”思想，即著眼於對人的塑造的救國路徑，則是他們在這一時期所進行的有益嚐試。對這一思想的研究和探討，可以為當今社會人的發展問題提供有益的借鑒。時至今日，當物質的積累已經達到一定的程度，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人的素質問題，依然在困擾著人們。如何提升人的素質，使其不僅成為物質的富足者，而且成為精神的富有者，成為道德的踐行者，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值得深思的問題。而當我們追溯從晚清到“五四”眾多思想家對“新民”思想的思考軌跡，以及他們當時所麵臨的思想困惑時，我們不得不承認，“新民”思想，的確是現代化發展不可能繞過去的一個重要問題。
首先，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進程無疑是要與中國社會由傳統向近代繼而過渡到現代的過程相適應的。在這個過程中，鑒於中國近代特殊的曆史背景以及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人的現代化意味著受傳統文化的綱常倫理禁錮達幾千年之久的臣民逐漸擺脫束縛，在民族國家的譜係下被重新塑造為具有近代意識的新國民。應該說，新國民的塑造，首先是對其文化心理結構的重構，而其塑造的理論依據則是進化論的引入，以及近代功利主義思想的形成。可以說，進化論的引入，確實是一場思想上的重大革命，它使傳統文化中原本自足的一套集政治、經濟、文化信仰等諸多方麵於一體的價值係統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人已經不再是具有倫常道德的社會人，而是有著自然本性的高級動物，他已不再把完善自我作為人生的追求，而是要設法在這樣一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殘酷無情的世道中使自我保存下來。這樣，在傳統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性善論無疑被性惡論所代替，人與人之間已經撕去了溫情脈脈的溫良恭儉讓的麵紗，而代之以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原來維持數千年的儒家綱常名教所建構的禮的秩序徹底崩潰，代之以一種具有無限可能、富有無限生機的力的秩序。而能夠在這樣一種秩序中立於不敗之地的，無疑是強者。這樣，強者具有強權。由是，一種強者邏輯就產生了。正是在這種強者邏輯的支配下，如何富強就成為近代國人執著的追求。這個尋求富強的過程，隨著1895年戊戌維新運動的發生而實現了重心的轉移，即從以器物為中心轉向了以提高人的能力為中心，而人的能力的提高，其核心在於其德、智、力的提高和拓展。應該說，對於德、智、體三者的提高和改善，傳統文化中早已有之，並不新鮮，但晚清的思想家的獨特之處就在於把它們統統歸結為“力”。這樣，體力、德性、知性都成了促使個體勝出的作為生存能力之要素的力的元素，隻有這三種元素中的每一項都能達到最強的狀態，這三者的合並才能達到最強，個體也才能最有活力。而根據社會有機體原理，國家、社會作為有機體，都是由眾多個體所組成，隻有每個個體最有活力，國家才能最強盛。這樣，如何實現作為新國民要素的德、智、力三者之強，既是實現對其進行文化意識整合的關鍵，更是強國的關鍵。從而，人的素質的提高就與追求富強之間具有了因果關係。
其次，作為中國現代化總體進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的“新民”思想，自其產生之日起，就同救亡與啟蒙的時代主題緊密聯係在了一起，這也決定了其在中國近代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從啟蒙與救亡的曆史現實來看，“新民”思想的出現是國人在探索救亡圖存的道路上陷入阻滯狀態而尋求的又一解決方案。在這一過程中，近代思想家都積極地從理論上尋找思想資源來支持自己的思想，從對傳統思想的變異、三世進化論到西方社會進化論、社會有機體說、憲政理論、自由民主以及科學知識與精神的自覺傳播與運用，無不說明了這一點。西方思想以及傳統文化深厚的曆史積澱和理論根基，賦予了“新民”思想以厚重的曆史基調。應該說，尋覓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彙點，是近代思想家的曆史使命，也是他們在救亡的漫漫征途中的一線曙光，同時它也能為陷入阻滯狀態的救亡運動提供動力，從而將近代中國理性反思推向前進。也正是在這個探尋過程中，才能夠認識到人的現代化發展的整體性意蘊，明確人類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實際上具有空間的整體係統性和時間的恒久持續性的意義。而有關“新民”問題的研究也正是探索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的理論與現實的基點，同時這個問題也是所有民族現代化發展不可回避的基礎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