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裏隻選舉了15位大儒，各有其時代和學派的代表性，自然不能“盡”儒，卻可以“見”儒了。選擇傳記這種文體，是上承紀傳體之傳統，下應今日閱讀要求人情味之品位。每位傳主兩萬來字的篇幅也是個很刁的幅麵，既是現成話撐不起來的，也不能容納過於艱深專業的探索。它要求一種“後學術”的表達，要求盡量地化議論為敘述，將高文典冊換成家常話。既要有無可挑剔的學術準確性，又要有可讀性。要將那些神秘（假如不神聖的話）的聖賢還原為一個個既平凡又偉大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也盡可能地將他們的思想變成可以感性地來體認的思路，從而能夠麵向多層次的讀者。養育人格最現成的辦法是讀傑出人物的傳記，而全部文化運作的最後成果是人格。
這些彪炳史冊的大儒們自然各有其過人之處，然而最讓我們心儀的是：他們那種“麥田守望者”式靜觀人生的姿態卻反而成為巨大話語發布者的秘密何在？可能還在於那個神秘又神聖的“道”，至高無上的道是終將不以任何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曆史的巨川淘盡了無數英雄，也浮現出一位位的大儒，如中流砥柱支撐著中華文明的“過河橋”、“鐵路橋”。他們固守著心中那份文化良知，說那是天道在我心中結成的“聖胎”，我個人生死窮通等若輕塵。是這份高貴的價值體驗使他們與庸人、歹徒徹底區別開來，判若凡聖，也使他們無論居江湖還是在魏闕卻如居火宅，如入敵困，惺惺憂道，如履如臨。若說天道是虛幻的，為什麼這麼多人像抱著千年古玩似的維護著它？若說天道實存且有效，怎麼偏偏有皇帝來收拾聖道的維護者？一個更大的問題是儒學這朵農業文明之花在工業文明中能結什麼樣的果實？
西方的堅船利炮打入這個古老的文化帝國後，君主專製體製以及這種體製所派生出來的八股文化體係無法應付這三千年未有的變局，八股文化養育出來的官員更是出盡洋相，這樣暴露出來的所謂儒家文化的困境，恐怕不是孔學的真困境。第一個尋找西化之路的學者嚴複就認為：讓王陽明這樣內聖外王均了得的人來“當今日之世變”則會不至於此。今天陸續有一批新儒家來反駁韋伯，說儒家文化具有推動社會改革的內在驅動力，而且亞洲四小龍飛出了“黑天鵝”。我們不管老內聖能否開出新外王或新外霸，我們隻關心這內聖一路是否有益於人性建設，內聖之烏托邦情結能否成為國人走向21世紀的精神資源？這當然不是一個靠一廂情願就能解決的情緒化的問題，而且誰也無法預卜結局。但是就連仰望宇宙星係說沒有道德這一係的愛因斯坦都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曆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方麵，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麵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
龔自珍在給秦敦夫的信中說：“士大夫多瞻仰前輩一日，則胸中長一分丘壑；長一分丘壑，則去一份鄙陋；潛移默化，將來或出或處所以益人家邦與移人風俗不少矣。”恩格斯諄諄教導青年人：提高哲學思維水平除了讀以往的哲學著作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假若讀者能從本書中所列大儒們的際遇中得到人格方麵的營養嗬護，又能拎出一個儒學的大致脈絡，則算是落實了主謀魏鴻鳴先生的預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