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國瑞
1959年下半年，一個和往常沒有任何不同的周日下午，北京昌平明定陵附近的一個村子裏，忽然發出了淒厲的哭喊：一戶人家3男1女四個孩子，相互擠壓著，死在了家中的躺櫃1裏，孩子們的手指根部滲出了血漬，櫃壁布滿了抓過的痕跡，顯係窒息而死。
4個孩子死後，夫妻倆在短短的幾年中又生了4個孩子（三女一男）。令人悲歎和困惑的是，他唯一的兒子，高中畢業不久，卻在一個靜謐的深夜，趴在躺櫃上神秘地死去。事後，官方結論是，用煤燒地炕引起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這躺櫃，是明定陵裏萬曆皇帝的金絲楠木棺槨打造的。
其實，在那前後因與發掘明定陵有關，而遭遇神秘厄運的，並不隻是這戶人家：整個明定陵，仿佛就是一個巨大的詛咒，從1956年陵墓發掘開始，就悄然降臨了：拿了明定陵明器的人，陸續遭遇不解的噩運，而參與發掘定陵的人，則在此後二十年間陸續死去，幾乎無一善終。
詭異的開端
1955年10月，一份《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送到了總理周恩來案頭。報告的結尾處，有郭沫若、沈雁冰、吳晗、鄧拓、範文瀾、張蘇六人的聯合署名。這些人都是當時大陸考古界、文化界的泰山北鬥。
消息不脛而走。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大驚失色，急忙找到報告發起人吳晗，勸其收回報告。一場紛爭由此開始。
“我國目前考古工作技術水平還難以承擔這樣大規模陵墓的發掘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複原方麵的技術也不過關……”鄭振鐸焦慮地說。
還沒等他說完，吳晗就開始反駁，“全國已經解放五六年了，有老一輩的考古專家，也有新培育的一批大學生，從人力物力上都有條件勝任這一項巨大的工程。”
整整一下午，紛爭仍無結果。但熟悉吳晗的夏鼐知道，早在清華園裏，吳晗就已存下發掘帝陵的夢想，如今他身為北京市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長，決心既下，已難改變。
鄭、夏兩人通過其他途徑，間接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對長陵發掘的不同觀點。而吳晗則更怕風雲不測，他又找來郭沫若、鄧拓等好友，通過不同方式在中央領導麵前加緊鼓吹。
五天之後，消息傳來，周恩來總理做出了最後裁決，並在報告上簽字：同意發掘。這其實違背了考古“不主動發掘”的慣例，而一係列幽暗詭異的故事，也就此陸續上演。
長陵是朱棣與仁孝文皇後徐氏的合葬墓，營建時間前後共用了7年。永樂二十二年（1422年），朱棣病死於內蒙古北征回師途中，當年十二月葬於長陵，地宮遂永久封死。到1956年，在地宮裏麵靜靜躺了534年的朱棣，被紅頭文件確定發掘，似乎在劫難逃了。
從長陵到定陵
然而，事情很快就發生了詭異的偏轉。
1955年的最後一天，發掘委員會下設考古工作隊隊長趙其昌，偕同來探工的趙同海，冒雪北上，來到了十三陵這座昔日的皇家聖地。然而，兩人在風雪長陵轉了好幾天，也沒能找到可供發掘的線索，在向夏鼐和吳晗等人彙報後，發掘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先試掘朱棣的大兒子朱高熾的獻陵，積累經驗再發掘長陵。
朱高熾47歲登基，在位僅10個月。由於在位時間太短，其陵寢也不可能太大，基本是由長陵的規製簡化而來，可以說是長陵的“精減版”。就在考古人員一心準備試掘獻陵的時候，吳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
他們認為，獻陵太小，即使開啟，也不可能給長陵的發掘帶來多少有價值的參考。吳晗先是提議試掘嘉靖皇帝的永陵，遭到夏鼐的強烈反對，認為“這與挖長陵無異”；試掘末帝朱由檢的思陵，吳晗又覺得太小了沒意思，是妃子墓改建的。後來吳、夏才把目光移到了萬曆皇帝的定陵上。
原本不是發掘目標的定陵，就這樣被盯上了。單純把這歸結為曆史的巧合，似乎無法解釋全部。也許，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定數。
不祥之兆
定陵從1584年選址開工起，就伴隨著各種噩運、不祥。
大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正月，21歲的萬曆皇帝朱翊鈞，借去天壽山春祭祖陵之機，動起了擇選“萬年吉壤”的念頭。
而後，前去堪選陵址的官員選出了譚峪嶺、祥子嶺和勒草窪等三處“吉壤”。萬曆下旨，定在閏二月十二日再次謁陵，親自前往現場查看。出發前三天，突然狂風大作、黃塵蔽日，群臣無不驚慌失措，勸阻萬曆出行。但萬曆心切，毅然傳旨“已將成，不敢中止”。
萬曆離京第二天，在由沙河鞏華城赴天壽山途中，皇帝的備用“飛雲輦”莫名起火，群臣再度大驚失色，認為是“上天的警告”，但這同樣未被萬曆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