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劉備的時代，盜墓甚至連這樣的理由都未必需要。有的時候，隻是為了修蓋房屋這樣簡單的原因，都可以輕易去攪擾死者的安寧。因為漢代王侯將相，其墓葬中的“黃腸題湊”，使用大量的上好木料；而使用的墓磚，為防止封土重壓，也務求堅固，可謂上好的建築材料。於是，我們在魏晉時代的筆記小說中，常常看到為了建廟或蓋房子而公開發掘古墓的行為。在《世說》中，西漢初年長沙王吳芮的塚墓之所以被開挖，正是為了取其木材為吳王孫權的父親孫堅立廟；《抱樸子》裏記載的另一起官方的大規模掘塚事件，則是為了取墓磚來修建城池。
對墓主人來說，最可怕的不僅僅是身邊的陪葬品被盜賊洗劫一空，而是屍體本身都被強行征用。本來屍體保存完好，麵目如生，乃是墓主生前的至願，以金縷玉衣盛殮，隨葬金銀器物的目的也正在於此，古人相信屍體為金銀之氣所養，就可以像金銀一樣萬年不化，但不僅金玉珠寶會成為盜賊的覬覦之物，就連不腐的屍體，也可能被當成是珍惜的藥材。漢代易學大師京房的遺體就因為不腐而被當成治病良藥，被掘墓的軍士“分割之”。
漢末以降數百年，三國乃至整個魏晉都是一個喪亂時代，“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一股濃烈的死亡氣息，以及哀傷絕望，一直籠罩著漢民族，生者苟延殘喘，歎息“生民百遺一”，或是低吟“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兩個月後，親友送別陶淵明時，便唱著他的這首自挽歌，然而，送葬的哭聲“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此起彼伏一直不曾停歇。
生者哀傷，死者也同樣不得安寧。從刀山血池之中崛起的劉備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但留存至今的劉備遺詔中，除了將他的三個兒子托付給他信賴的丞相諸葛亮外，於自己身後葬儀玄宮之類，卻無一字交代。即使有，當他在他忠實的臣僚和兒子麵前咽下最後一口氣時，也把這份憂慮留給了那些活著的人安排。畢竟，他擁有一位被後世認為是智慧無雙的丞相，諸葛亮。
三日服喪
“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屍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作為一名忠實的臣子和皇帝最後托孤的股肱重臣，諸葛亮這位從來思慮周詳的人，絕不會不想到這些，甚想得更加細密和複雜。
亂世之下，厚葬無異於將君主陷於賊盜的眾目睽睽之下；而真的布衣瓦棺的薄葬，則又讓忠臣孝子於心何忍，遑論背於禮數倫常。但目下時勢，先帝病重時，便有漢嘉太守黃元借機謀反，雖然不數日即敉平叛亂，但難保大喪期間，不會有人再生二心，且吳軍屯駐南山，隨時有可能趁國中喪亂，大軍西進。內憂外困，倘使真的舉哀持喪如儀，服喪三月，那麼每過一天，就會多出一天的危機。究竟如何取舍折中，著實費盡思量。
“三日”這是諸葛亮在給新帝劉禪的奏疏中提議的服喪日期，蜀國當時形勢危殆，隻能事急從權，三日恐怕是有史以來最短的帝王服喪日期，三日後，一切就必須恢複原狀，百官繼續朝服上殿，議論國政；各地官員也將脫去孝服，處理公事。對整個蜀漢的臣民來說，日子一切照舊，三天前和三天後並無不同，隻是他們的頭上，已經是一位新的皇帝。
與此同時，裝殮著劉備遺體的梓宮，也從永安出發，行進在返回都城的路上。在此之前，劉備早年去世的妻子甘夫人的靈柩，也被運送到成都，等待和她的丈夫在地下重逢。
運送劉備梓宮的路程整整走了一個月才抵達成都。但卻在三個月後，才和甘夫人的靈柩一起合葬惠陵玄宮之中。一般來說，漢代有預作壽藏的習俗，帝王應當在其即位之初，就開始營建自己的陵寢，但劉備的惠陵，卻在死後四個月才宣告竣工。可見在那場來勢凶險的病之前，他尚未考慮為自己安排萬年之地。你可以想象到在那四個月裏，成都宮城正南方的惠陵工地上，是何等緊張和忙碌，而對諸葛亮來說，確保先帝遺體永遠不會被那些貪婪盜墓賊褻瀆的秘密，也將被埋藏在這座正在建成地下玄宮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