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在京寓所談起敬愛的周總理，李老心潮難平。他緩緩對我說：“你既然遠道而來，我告訴你一點‘內幕’。‘文革’初我被奪權以後，總理還不時找我給他調片子看，這是在無形中保護我。那時人身自由沒保障，不久我被造反派揪走關起來，逼我寫總理的材料，我寫了總理的偉大人格，他們便不讓我吃飯，可我還是這麼寫。後來總理知道了，對造反派的所作所為十分憤慨，下命令放我回家。我‘落難’向陽湖以後，總理也沒少惦記。有一回，他找來軍宣隊的人問：‘李琦究竟有什麼問題？如果是人民內部矛盾，你們為什麼老不解放他？如果是敵我矛盾，你們把材料拿來給我看。’還有一次，總理對文化部的當權者突然問起：‘李琦還在鹹寧勞動？他現在的血壓是多少？’被問者弄得莫名其妙，因為他們壓根就不知道我有高血壓，隻有對下級關懷備至的總理才會如此細心、周到。總理問我的同時，還問及周巍峙……”
作者和李琦我插話說：“去年秋我去采訪周老，他題了一幅字——‘身在向陽湖，心係周總理’。”李老點頭表示頗有同感，然後繼續敘述道：“有次我請假回京探親，軍宣隊代表卻問，‘你回京去不去見周總理？’我說能見自然要見，總理忙沒時間見則是另外一回事，結果他們近３年時間不批我的假，最後我沒辦法，寫信讓兒子帶回京，再由老伴送至總理。很快地，鄧大姐通過國務院秘書局打招呼，我才得以提前返京。趕巧，那天是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正值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他是從天上（坐飛機）來北京，而我是從地下（坐火車）回京的。”王泓同誌對我笑道：“他到家時身穿舊中山裝，滿是汙泥，那樣子真狼狽。”我禁不住說：“這一天於國於家都是個曆史性的日子！”李老意猶未盡，又補充道：“周總理是最富有人情味的偉人，不僅是對我，他關心的幹部和文化人數不勝數。”
李老返城後，擔任過教育部副部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等職，1995年離休擔任顧問。但他離而不休，仍在為編寫和審定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傳記和年譜傾注心血。作為曆史的見證人，他在鹹寧幹校留下的故事同樣內容豐厚，頗具史料價值。我見時間不早，又簡要彙報了自己對“五七”幹校的思考，請他順便談點指導性意見。李老不假思索，神情嚴肅地回答說：“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已經徹底否定‘文革’，大批文化人被迫下放鹹寧，這個曆史教訓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永誌不忘。我以為，對‘文革’的研究，是個十分重要的課題，同曆史、現實都有密切關係。曆史是相聯係的，它不能割斷，我們隻有懂得昨天，才能更好地了解今天。‘文革’一直到現在還有後遺症，它影響的不隻是一代人，而是幾代人。總而言之，我們國家再不能發生‘文革’了！”
我洗耳恭聽，仔細體會，以為這番話稱得上是對鹹寧開發向陽湖文化資源意義的最好概括，相信今後讀者也會有同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