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是美術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複原曆史的原始材料。本書就考古發掘的美術材料按照材料學的意義和價值，就其文化意義和美術史意義進行深入地再研究。按照考古材料的性質分類研究和梳理，對構建全新的中國美術史框架體係，甚至重新定位中國美術史在世界美術史中的地位都是有積極意義的。美術考古的材料進入美術史學研究，為這一傳統學科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新的材料、新的視野和新的途徑，是一次嶄新的研究方法的轉換和更深入的對研究資料的再運用。隨著20世紀以來大規模的考古發現，新出土的材料不斷補充入人文領域的科學研究。其中，有一部分具有審美形態和審美意義的材料自然而然地進入了美術史研究的視野範圍。特別是在考古發掘過程中對物品的確定時代與原位性考察，更加有利於美術史家關注其原始的形態以及反映其所處時代的美術史環境原貌。
近些年，美術考古資料不斷被引入，不斷充實和改寫著美術史。美術史家童書業明確提出以考據方法研究畫史，在《怎樣研究中國繪畫史》一文中談道：“元以前的古畫，既然真跡絕少……我們研究的材料，自然應當以文獻為主，實物隻能做參證之用。”他又提道：“文獻上的記載也不是完全可以當作正確史料的運用。文獻也有真偽，有先後，有可靠不可靠，須得用考據的方法去審查它。……考據工作完事了，進一步才可以寫作貫述大勢的通史。”這裏所說的考據工作一部分指的是古籍文獻資料的梳理和勘校，另一部分則是長久以來被忽視的實物考證，也即是考古出土的實物資料。中國古代的金石考據學實質上講是較為樸素的美術考古學形態，因為它具備了考古學的原位性、實物性、時態性等特征，又具備了美術史的研究視角以及審美意識的滲入。所以說，美術考古學的方法運用、美術考古資料的發掘以及美術考古學文化意識的發展對中國美術史的發展是持續產生影響的。從研究資料這一角度來說，較為顯著的是，隨著西方考古學的東漸和中國考古學的興起，美術文物陸續出土，美術研究者在講究文獻考證的同時，也盡可能地運用考古新發現，甚至投身於美術遺跡的考察之中。這就大大擴展了美術史學者獲取研究資料的視野，使之從僅僅以文獻記載和所見有限的傳世作品的局限中解放出來，獲得了前人無法預見的對於美術演變相對全麵而且比較具體的視覺把握；這就很好地避免了美術史中往往偏重於繪畫史或者是以繪畫史為主體的曆史研究。事實上，這樣的美術史研究是片麵的，是不能完全展示美術曆史的內涵和外延的。拿繪畫史研究來說，如果說唐代以前的非繪畫美術史較多地利用了考古學的成果，或者說早期美術史的研究對象大多是考古出土的物品的話，那麼，現在考古發現的大量唐以後的繪畫樣式被大大忽略。從彩陶上的繪畫與紋飾以及地畫、岩畫中，可以窺視出早期繪畫形態的特征及其可能的意義；從墓室出土的帛畫與墓葬中的畫像磚、畫像石中，我們又了解了漢代繪畫的水準與意趣。同樣，我們以石窟美術印證魏晉文獻，從而獲得對其時代繪畫特征的描述……中國繪畫史的前半段，也離不開考古材料的支持。但是，繪畫史並非始於唐代，從早期到五代、宋元、明清的繪畫史研究同樣是依賴於發掘的考古材料。總之，運用美術考古資料的美術史研究，在研究過程中就不是簡單的文獻梳理和資料拚湊、堆砌，而是聯係、貫穿曆史的發展脈絡和藝術自身的發展規律，注重美術史的傳承和發展。最終寫就的美術史是係統的、貫穿的曆史，是全麵的、真實客觀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