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的產生是人類文明向前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陶器發明的具體時期和地區尚不能確定，但從目前的考古資料看，早在一萬多年前，歐洲的馬格德林文化中就已經出現了熊和野牛的陶鑄造像。原始先民在艱苦的自然環境中、在長期的生產和勞作中，逐漸認識到並掌握了黏土的可塑性，通過人類智慧的閃光，在不經意間發現了黏土經過火燒後會變硬的化學現象。他們在周而複始的嚐試和努力中，逐漸總結了這一特性，開始把黏土製成泥坯再捏塑成一定的形狀，用火進行燒烤，便產生了最原始的陶器。中國的陶器產生的確切年代已無從考證，但從零星出土的陶片和陶器來看，涉及的地域相當的廣泛。在我國的甘肅慶陽教子川、河北徐水南莊頭、湖南道縣玉蟬岩、桂林廟岩、廣東翁源青塘、江蘇溧水神仙洞等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都有出土。中國自古以農業生產為根本，是農業大國，凡是原始農業產生較早的地區，也是陶器產生較早的地區；凡是農業發達的新石器文化，製陶業也比較發達。可以說，陶器的發明和興起是農業文明的產物，同時也推動了農業文明的發展，進而推動了人類文明時代的到來。
彩陶在中國產生的時間早，發展演變大致經曆四千多年，大致可分為早、中、晚三期，其演變規律是：“早期紋飾簡單，色彩單調，一般用單色施繪；中期紋飾複雜，色彩多變，一般用複彩施繪；晚期紋飾由繁到簡，色彩由豐富到單一，彩陶逐漸走向衰落。”
追述到1921年，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率領一批中國學者發掘了河南澠池縣城北的仰韶村遺址，首次出土了史前彩陶，並將此處以彩陶為顯著特征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命名為“仰韶文化”。在仰韶村遺址被發現的七年以後，中國學者又在山東曆城龍山鎮城子崖發現了以磨光黑陶為顯著特征的新石器遺存，後來正式被命名為“龍山文化”。自此，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兩個概念進入人們的視野，而由於出土資料的局限，常常混為一談。直到半坡和廟底溝兩處遺址的發掘，才使對仰韶文化彩陶的研究有了更進一步的可能，並產生了實質性的突破。半坡類型彩陶最具特征的紋樣是魚紋。這種紋樣是根據半坡人在漁獵中的主要對象的描摹而來，又經過了設計加工，半坡人將體態靈動的魚的側影繪在紅陶色的坯體上，橙紅的陶坯，墨黑的魚紋，色彩上對比強烈，醒目明快，兩者又能自然和諧地統一於畫麵之中，透著恬靜的質樸與純美。這一類型的魚紋歸納起來有以下特征：圓睜的雙目，近似三角形的頭，修長而又對稱的身軀以及分叉的魚尾，由具體到抽象，從形似到神似，出現了形態各異的魚紋變體。還有組合構圖的魚紋，有單獨暢遊的，有雙魚合體的，有三魚並列的。“它的發展序列可以分為四個階段：開始是寫實的魚形；接著將鱗紋簡化，成為簡化寫實魚形；接著魚鰭消失，形體上下對稱，成為圖案化的魚形；最後發展的圖案魚形，各部分解為幾何圖案。在魚紋圖案變化的同時，裝飾的部位也從開始時的繪於陶器內壁，到第三階段移到外壁，逐漸形成環繞陶盆肩腹的裝飾花紋帶。”河南臨汝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鸛魚石斧圖彩陶缸，是其中的傑出代表，這件陶器的外壁上，繪有一鸛口中含魚，旁邊是一件帶柄的石斧。畫中鸛眼圓睜，尖長的嘴，身軀線條簡練明確，繪者很好地把握了它的形象特征。整個畫麵造型簡潔，構圖明快，有裝飾趣味。關於此圖紋樣的含義，學術界爭論激烈，陶思炎先生認為，鸛魚相連是圖騰外婚製的標誌。張朋川先生認為，圖中的石斧是權威的象征，而該墓的主人可能是氏族的首領。趙國華先生認為，圖中的石斧實際上是男根、男性的象征，反映了當時的生殖崇拜文化。廟底溝類型彩陶的紋樣，主要取自植物界，分別取材於薔薇科和菊科植物的花朵。薔薇科紋樣使用陰陽紋結合的技法，以交錯連續的構圖，把花冠、蓓蕾、花葉和莖蔓結合成富於變化的多方連續圖案。菊花科紋樣是將其合瓣花冠構成的盤狀花序，在陽紋線條間用雙勾的技法表現出來。廟底溝彩陶薔薇科圖案發生、發展到逐漸消亡的完整過程，是從比較簡單樸拙到比較繁複嚴密，再到鬆散、簡化、分解。除了植物紋樣外，廟底溝類型彩陶中的動物紋樣主要是飛鳥，偶爾也能看到體態碩鼓的蛙紋。盛行於黃河中遊的仰韶文化彩陶美術品，經過廟底溝類型的繁榮，後來走向衰落。但是在這條著名的大河的上遊，彩陶藝術之花卻日吐芬芳，出現了色彩瑰麗的馬家窯文化彩陶。它覆蓋了東從涇河和渭河上遊，西至黃河上遊龍羊峽附近，北入寧夏清水河流域，南達四川岷江流域汶川縣地區，地域頗為廣闊。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出土的舞蹈紋樣陶盆體現了這一類型的紋樣特征。該盆內壁繪有五人為一組共三組的舞蹈紋樣，人物造型均由粗細均勻曲直的線條來表達，人物形象單一、動作協調，生動地再現了原始人歡樂熱鬧的慶祝場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