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
幾年前，曾經寫過一篇題為《我那個爹》的短篇小說，小說發表以後，有朋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小子是不是已經山窮水盡再沒有寫的了，把你家的底底幫幫全給抖露出來了？連我愛人也問，你爹是不是喜堂老漢？因為我愛人跟我結婚時，我爹在三年前就埋進了我們老家那個叫黃坡的黃土圪洞裏，還有，我愛人的老家跟我的老家是南轅北轍，一家在南同蒲，一家在北同蒲，相距雖不甚遠，但也有四五百裏，她對我爹的了解幾乎是零。今天，我所以要寫這篇小說，並非要辟謠什麼的，隻是想讓大家了解一下我真正的父親。
我父親跟《我那個爹》中的喜堂老漢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就是說，喜堂老漢身上並沒有我父親的一點影子，而我父親無論是性格還是長相都同喜堂老漢沒有多少相似之處。
父親複姓司馬，單名謹，就是謹小慎微的謹，可是，我始終弄不明白父親是主觀上沒有做到謹小慎微還是客觀上就不懂得謹小慎微，反正父親在他那不算長也不算短的七十二年歲月中的所作所為證明他決不屬於那種謹小慎微的人。父親的字為光耀，其實跟許許多多的凡夫俗子們一樣，想光宗耀祖，也跟原新加坡的總理的名字一模一樣。很可惜，父親的一生雖充滿了傳奇色彩，也經曆過一個個坎坷磨難，但既沒有光了祖，更沒有耀了宗，即使
做點小買賣，大多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要寫父親，就不能不寫父親的父親——我的爺爺。你那爺可是個有本事的人。父親說起他父親來，兩隻眼睛立刻放射出充滿敬畏的光芒。你爺爺在咱們這一代可是個有名有姓的人，父親說話時目光炯炯，紅撲撲的臉上泛著光亮。你爺爺二十來歲就在歸化城的金貨鋪裏當上了掌櫃，回來時坐的是轎子！可以想像，在沒有火車沒有汽車的十八世紀末，從千裏之外坐著八人大轎回家的爺爺該是多麼威風多麼榮耀！那身份確實也不同凡響，大約相當於現在有職有權的高幹抑或腰纏萬貫的款爺吧！
爺爺跟平常的人沒有什麼兩樣．高高的個子，長長的脖子，穿著緞子做的袍子，梳著長長的辮子，頭上戴個瓜皮帽，繃著臉，好像一個私塾先生。其實，我根本沒見過爺爺，就連後他多少年而去的奶奶我也沒見過，前邊提到的有關爺爺的尊容隻是我從一張發了黃的照片上看到的。據說爺爺在我父親九歲上就去世了，四十多歲的我是父親四十八歲那年生的，這麼一算，那照片最少也有七八十年的曆史了。那時候，咱們村就數咱們家的房子多，土地多，騾馬多。父親跟我們說這些的時候，聲音裏似乎含有一種很惋惜的意思。
父親所指的那時候，大概是他小的時候。因為在他長大成人之後，那房那地那成群的騾馬逐年減少，還沒等到土改，我們家已經成了房無一間地無一壟的無產階級了。
我們家那時候究竟有多少地，我沒有問過父親，父親也沒有詳細講過，或者是父親講過我沒在意沒記在心上。對於他，我幾乎沒有什麼印象，隻知道有一塊在村東頭叫做“狼叫”的地方。那是塊坡地，不大，大約三四畝的樣子。所以能記住那塊地，是因為地的東頭有一大一小兩座墳，小時候父親在清明節時領著我和哥哥去上過墳，燒過紙，父親指著那個大點的土堆說，這是你前頭那個娘的墳，那個是你那個娘生的娃娃，是你們的哥。父親跟我們講這些的時候，一臉的平靜，仿佛在講一段與自己毫無關係的故事。
記憶猶新倒是那處曾經標誌著我們家興盛榮衰的大院，後來院子的主人的兒子跟我是同學，我不止一次去過那裏。因為以前是我們家的，所以就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對院裏的一草一木也就分外地留意。不過，我看到那院子的時候，它已經麵目全非，猶如一個流落風塵的弱女子，失去了往日的風采：正麵石頭砌的窯洞外麵用白灰抹的牆已斑斑駁駁，像老年斑或者孕婦臉上的蝴蝶斑；兩邊的廂房也破破爛爛，中間的過道早已不見蹤影。那處院子不在村子的中間，而是在村子最後麵的緩坡上，如今，那兒的住戶十有八九已遷到村前的平地裏，留下的隻是殘垣破壁，院子沒了牆，窯洞缺了門，連樹也沒剩下幾棵，那情景，像八國聯軍燒殺搶掠後的圓明園遺址。
我母親是大同人，我小的時候曾經跟母親在那兒住過較長的一段時間，那是離大同幾十裏遠的郊區，現在歸口泉區管轄。幾十年過去了，留在我腦子裏的隻有幾件事：第一件是和我六舅叫頎兒的兒子在比賽捅窗戶紙時把好幾間房子用麻紙糊的窗戶都給捅成了黑窟窿，沒留下一眼囫圇的；第二件事是我從一個帶水井的菜園子裏抱回兩抱白菜，沒得到誇獎反倒挨了一頓批評，原因是那白菜上有許多綠色的蟲子；第三件是我跑著過馬路時給絆倒在地，一輛飛馳的摩托車從我的當腰碾過竟沒傷著我一點皮，我從地上爬起來就飛快地跑回家中。
今年八十有五的母親當年嫁給我父親時大約二十五六歲。那時候，父親正在那兒做買賣，據說也就是賣點針頭線腦之類的東西。我不知道橫挑鼻子豎挑眼挑了七八年的母親究竟看中了父親的什麼，義無反顧頭也不回從條件優越的大同來到了原平。那時候原平不叫原平，就是人們常說的“吃穀麵窩窩”的崞縣。母親一走就是六十年，再也沒有回去。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經常做些小買賣，比如村裏釀的燒酒，生老病死的騾馬牛驢肉，自己地裏種的葵花子，農村上墳燒的五色紙，等等。但是，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做的買賣十有八九都要賠錢。長大成人之後我才明白，父親做買賣所以賠錢，原因並不完全歸結於他自身的素質，像貨不對路賣不出去，不得不減價，而更多的時候則是賣得不如花得快，到頭來別說賺錢，連本錢也吃到自己的肚裏去了。於是，我們家常常坐著來討債的人，有的說幾句好話就打發走了，有的則不吃這一套，一坐半天，吃上喝上數落上，父親還得賠著笑臉，逢年過節，為了避開這令人難堪的局麵，父親隻得效仿電影《白毛女》中的楊白勞，到外麵躲幾天債。
至今我也不甚明白，智商並不低的父親何以落到“房無一間地無一壟”的窘境？父親讀書不多，但在村裏還算有點文化的人，父親的字寫得不錯，打起算盤來劈裏啪啦，滿像那麼一回事兒，說起話來幹脆利索頭頭是道又不乏幽默，可就是活得不如意不如人。好在父親是樂觀豁達的人，在人前該說就說該笑就笑，要擱在那些心胸狹窄的人身上，不尋短見才怪呢！
小時候，父親常常讓我給他搔癢。在我家，我是兄妹四個中年齡最小的一個，不管幹什麼，我總要加點附加條件，比如，搔一次癢給一毛錢，掃一次院給二毛錢，而父親總是笑嗬嗬地答應我，也有討價還價的時候。不過這錢往往是賒賬，等幾天或者幾個月才能兌現，原因很簡單，家裏沒錢，要是有錢，父親並不是舍不得，隻要父親答應了，或遲或早大多都會兌現。
父親的背上有好幾處傷疤，那疤紅紅的，亮亮的。這刀疤是日本人給留下的。這五個刀疤是父親當村長時讓日本人用刺刀捅的。這刀疤沒有給父親帶來什麼榮譽什麼獎賞，倒是這偽村長的頭銜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年代裏變成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父親的頭上戴了整整八年，一直陪他進入墳墓。
父親當村長不是因為父親想當村長，而是因為一句話。不像現在當幹部要進行選舉進行考察要有文憑要有票子要有後台等等。那天本來不該當村長的父親看到原來的村長倚仗權勢欺負人時就站出來抱打不平說了幾句公道話。原來的村長火了，說：你狗咬耗子多管閑事！我是這個村的村長還是你是這個村的村長？剛直不阿脾氣不好的父親一聽這話火氣不打一處來，當下回敬那村長說：你當村長應該給老百姓做主，為全村人說話辦事，咱們村的人出上錢掏上糧喂下你這條狗是讓你看門，可不是讓你咬人。那村長聽了此話後氣得暴跳如雷罵道：你他媽的你算球不長算蛋不圓你算什麼東西？你以為老子想當雞巴這個爛村長？你要有膽量有本事是你老人揍下的，今天就把這個村長讓給你!父親當下就說：你小子不要脫了褲子訛人，不要說是個爛村長，就是縣長省長老子也敢當當！也是父親的命不好該當出事，父親說那句話時是一個夏天的中午，大半個村的人正端著碗在外麵吃飯，都看到了也都聽到了。就是這天下午三點來鍾，村裏來了五個日本人催糧，不知道原來的村長跟日本人說了些什麼，反正日本人在那個雨天徑直來到我家，把我父親拉到大街上用三八大蓋堅固耐用的槍托子使勁打了十幾下，又用明晃晃的刺刀在父親的背上噌噌噌留下五個紅色的窟窿走了，鮮紅的血把雨水染成了紅的。聽村裏的人說，父親的骨頭真硬，硬得像《三國演義》裏刮骨療毒的關羽關雲長，日本人的白花花的刺刀進去紅彤彤的刺刀出來父親連眉頭也沒皺一下。我到現在也不相信這話，父親是凡體肉胎又不是銅打鐵鑄的，日本人明晃晃的刺刀捅在身上鮮血嘩嘩直流他能沒一點反應？何況日本人用刺刀捅父親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人在那一瞬間用手蒙上了眼睛，有誰敢站在跟前並且還能看到當時父親的眼睛一眨不眨？事實上父親當時痛得鑽心痛得要命痛得差點背過氣去。記得有一年夏天下過大雨後，父親在村前的陽武河裏撈洪水衝下來的山柴時，讓蠍子給蜇了一下，那天他痛得一夜沒睡，像一隻陀螺在院裏圪轉，從下午轉到天明。小日本的刺刀捅到爹的背上時，他用牙咬著嘴唇，頭上的汗如同噴泉嗞嗞地往外冒，可他忍著硬是沒下軟蛋。也是命不該絕，沒幾天，父親背上的刀傷竟奇跡般地好了，那五個刀疤宛若五朵梅花盛開在父親的背上，以至於在那個許許多多的人失去理智的年代裏，有人異想天開地猜測父親背上那五朵燦爛的梅花是不是什麼座山雕的聯絡圖？或者是同台灣的特務組織進行聯係的暗號？父親是不是像黃蓋那樣用苦肉計騙取了共產黨八路軍的信任成為裏通外國的特工人員？父親背上那五朵燦爛的梅花不僅讓他吃盡了苦頭，也讓他的子女們“沾光”不少。哥哥盡管身體挺棒，壯得像一頭牛，就因為父親的曆史不清白而未能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所大學校，我則為此沒有戴上那枚閃閃發光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有力助手。
在我們那個村子以及與我們那個村子毗鄰的村子裏，凡認識我父親的人都說他是個好人，是刀子嘴豆腐心，就是性子直，脾氣不好。人們說父親脾氣不好的主要理由就是父親曾經用菜刀砍過人。很可惜，挨父親菜刀砍的既不是屠殺中國人民的小日本，也不是圍剿紅軍專打內戰的蔣匪軍，更不是企圖反攻大陸的台灣特務，而是村裏的一個生產隊長。
那是一九六三年的事，那一天是幾月幾日，我記不清，也沒去查閱過去的皇曆。但我記得那一天是農曆的三月初三，也即天上的王母娘娘召集各路神仙開水陸大會的日子。
事情發生在那天的中午。那天我正在跟我住同一條巷子的朋友家中幫他家收拾西房，我當小工，我的任務是用安著長長的木柄的大勺子把用蒲、膠泥、沙子和好的泥倒在大師傅的泥托子上。我們正幹著，天上沙沙下起了雨。雨不大，但來得很突然，更奇怪的是當時天上沒有一絲烏雲。雨一來，所遙人都忙著用席子把盛滿泥的大鐵鍋苫好。雨其實沒下多久，最多不過十來分鍾，我們正準備吃飯，有人跑進來告訴我說：快回去吧，你家裏出了大事。那時我隻是個剛滿十二歲的孩子，一年前高小畢業後沒上成中學，便回到村裏勞動。我沒能上成中學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我的學習成績差。寫到這兒我由不住想多說幾句。六二年高小畢業後我報考中學時，我填的第一誌願是“範亭中學”，第二誌願才是“原平中學”。其實，絕大多數的同學都是這麼填的。範亭中學是當時的名牌學校，有南有“康傑”北有“範亭”之說，是以國民黨愛國將領範亭的名字命名的。我考學校那會兒，家裏很窮。那天，我們參加考試的三十多個學生跟著老師徒步從學校走到考場，走了近三個小時，那天我的書包裏除了用的文具之外，就是前一天母親給烙的幾個蓧麵餅子。不怕大家笑話，我考學校用的三塊錢的報名費，還是老師主動借給我的，而這不夠今天的孩子們一天買冰糕的三塊錢，我後來用了幾年的時間才還上。那天考完試之後，大家聚在一起互相詢問，你這道題是怎麼做的，他那個句子是如何造的，因此，誰考得怎麼樣彼此都很清楚。當時，無論是老師還是同學們都公認我是最有希望考上範亭中學的。過了一段時間，我去學校打聽，校長告訴我，你準備去上學吧，我已經看到你的通知書了。我們的校長又是我們那個學區的聯合校長，據說參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