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子
單位不景氣，領導們采取的最得力的措施之一就是給職工放假。放假期間，給他們或者她們發百分之幾十的工資（這個當然也是由領導們決定），讓他們或者她們自謀職業。用領導們的話說，就是逐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自由競爭。當然，這是針對大部分職工而言，不包括副科級以上的幹部以及那些為數不多的單位離不開的“關鍵”人員。
我既不是什麼副科級以上的幹部，也不是那些單位離不開的“關鍵”人員，自然屬於被放假之列。這樣，原來人們稱之為“業餘作家”的我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專業坐家”。坐在家裏幹什麼，看電視？如今的電視除了幾個小欄目辦得還有點看頭外，大多數都屬於粗製濫造的偽劣產品。睡覺吧，有長長的夜就足夠了，完全用不著把白天的時間也搭進去。做生意吧，一需要資金，二需要才能，自己實在不是那塊材料。權衡再三，還是老老實實地坐在家裏爬自己的格子吧。盡管現在的稿費很低，可比成天圍在那裏打撲克壘長城或者竄來竄去無所事事的人說起來也好聽一點。
這一日，正坐在寫字台前發愣，家裏的電話突然間叫了起來。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平時聽起來還算溫柔的電話此刻竟讓人感覺到有點恐怖。
電話是同一個辦公室的老戚打來的。老戚給我打電話並非通知我去上班，老戚在電話裏告訴我說“有你的信”。我問他信是哪兒來的，他說，老家。我說，下午去拿。
下午到了單位，辦公樓上上下下幾個辦公室的門關得緊繃繃的，隻有會議室裏有動靜。一推門，一股濃烈的煙味撲鼻而來，不用問，這一定是“555”或者萬寶路之類的外煙。我的這種感覺來自我曾經有過的二十多年的煙齡。在煙霧繚繞的會議室裏，一夥認識的不認識的人正聚集在一起很投入地“爬山”，七八個人圍成個圈兒，紫紅色的桌子中間堆著一堆數量不算小的票子，麵額最小的為十元，最大的是印有四個偉人頭像的“藍精靈”，總共估計不下千元。所謂“爬山”，就是用一副撲克牌由“莊家”挨個給所有參加玩的人們發牌，每次一張，每人發到三張為止，最後以牌的大小決定勝負。當然，這種玩法除了看你的手氣好不好，很重要的一條是看你的膽子衝不衝（心理素質），腰杆硬不硬（經濟實力）。其中有幾個認識的人衝我笑笑，算是打了招呼。有個似曾相識的人正在散煙，見我進去，順手扔給我一根，我接著後又還給了他。那人說，怎麼，連個麵子也不給？我笑著解釋，老哥已戒了多年，不好再開殺戒，謝謝。說罷，拱拱手，從煙霧中逃離出來。
打開我的辦公室，其他幾位上班的“關鍵人物”都不在，不過，我要找的信此刻靜靜地躺在我那張破舊的辦公桌上。從那熟悉的筆跡上，我知道這是我的朋友Ｃ寫的。再看看信戳上的日期是四月十五日，也就是說，這封信是在我離開老家一個星期後寫的。
我是清明節的前幾天回的老家。跟以往任何時候都一樣，清明節這幾天似乎永遠是灰色的日子。那天，天陰得很沉，到中午我下車的時候還滴答了幾點雨。不過，清明時節的雨不會大，大多是毛毛雨，隻是有點像南方的梅雨季節，幾天幾夜不晴，讓人心裏壓抑得很。
我這次是回家為母親合葬的。母親是去年年底在千裏之外的大姐家居住時病故的。當時，二姐她們堅持要把母親的遺體運回老家土葬，但我和哥哥不同意。我們的理由是路途遙遠不方便，即使費老大的勁兒運回去，可母親的靈柩往哪兒擱？退一步講，在村外搭個靈棚，可兒子媳婦孫子孫女外甥一大幫幾十號披麻戴孝的人在哪兒落腳，在哪兒吃飯，在哪兒睡覺？我進一步解釋說，我不是圖省幾個錢，也不是因為我的思想覺悟高，母親含辛茹苦把我們幾個兒女撫養大，我們是應該好好地操辦一回，但我們沒有那個條件。姐姐說，我是害怕人家笑話咱們，幾個兒女都在外頭上班，也舍不得好好打發一下老人。困難是明擺著的，而且這個困難不是我們中間的哪一個人能夠解決的。於是，我們隻好在當地把母親的遺體火化，而後，把骨灰帶回來寄放在離我們單位不遠的烈士陵園裏。並且說好，在第二年的清明節帶回老家合葬。在我這次回來之前，我分別給老家的堂弟和朋友Ｃ寫過幾封信，我在信裏談及此事，同時提出讓他們到臨村定做點紙劄，我特別強調要按鄉俗該做多少做多少，數量要多，質量要高，不要怕花錢。我這麼做，並不是我的錢多得不行，我是要向人們證明我所以這樣做的目的並非為了省錢。
那天下了車，我把隨身帶的大提包擱在站台上。因為我臨回來的時候沒有同老家的人說定時間，他們沒有人來接我。不過，我想碰碰運氣，希望能遇到一個認識的人，最好騎個自行車什麼的，或者趕輛平車開個手扶拖拉機也可以。從車站到我們家，足足有七八裏路，中間要經過一個村子，路過一條河，雖是平路，但走起來也得一個來小時，更何況自己還帶著一個大提包。
這是一個小站，上下車的人都不多，所有的快車在這裏不停，我們回家隻能坐三步一停五步一站如同老牛一樣的慢車。總共一百二三十公裏的路程途中少說也有二十多個站。也就是說，列車每小時的速度還不到四十公裏。眼看著原來站台上寥寥無幾的人越來越少，我的希望也就越來越渺茫了。無奈，隻好扛起了提包，邁開了不太情願的雙腳。
沒走了幾步，就聽到背後有人呐喊，哎，坐不坐車？一回頭，有一輛平車。趕車的是一個精瘦的老漢，大約有五十多歲年紀。我問他，你去哪兒？老漢說，這話該我問你才對。我說，去沙城。老漢說，就給五塊錢吧，順路，咱也不會多要你的一分錢。老漢說完吆喝牲口停下車，從我的手裏接過提包，放在車的前邊的右側，隨手從自己的屁股底下抽出一塊棉布縫的墊子遞給我，看我坐穩了，老漢用手輕輕地拍了下毛驢的屁股，毛驢得得得不緊不慢地走了起來。
同誌，你是從太原回來的吧?路上，老漢取下銜在嘴裏的旱煙鍋，問。
嗯。老哥，抽支煙吧。見老漢往煙鍋裏裝煙，我趕緊從提包裏取出一盒煙，打開，遞給了老漢一根。
我抽不慣洋旱煙。老漢把我給他的煙別在了耳朵後邊，點著了旱煙，吸了一口，回家上墳來了？我點點頭。這兩天盡是回來幹這營生的。在外頭是當工人還是當幹部？我猶豫了一下，說，是幹部。老漢說，我有個侄兒也在太原工作，是一個什麼廠的經理。回來時坐著蛤蟆車，手裏拿著電話。老漢說這話時挺神氣，也挺得意，好像坐蛤蟆車拿大哥大的不是他的侄兒而是他本人。
我說，現在有的人為了麵子，回家時向單位要輛車，問朋友借個手機專門在人多的地方打電話，以此來表示他衣錦還鄉榮歸故裏。老漢聽了我的話，乜斜了我一眼，詭秘地笑了笑說，老弟，你是不是眼氣人家？我笑笑，沒有同老漢分辯。
在離我們村不遠的地方，我下了車，付了老漢車錢。我對老漢說，你先走吧，我在這兒還有點事。老漢把錢用手疊得齊齊整整，裝在貼身的黑乎乎的襯衣口袋裏，牽著毛驢拐了個彎，朝來時的方向走了。我突然想起老漢曾經說過的他是順路捎我的話。
我撣撣身上的土，緊了緊領帶，從口袋裏撕了塊衛生紙仔細地擦了擦腳上的皮鞋，頓時，皮鞋便放射出錚明瓦亮的光來。我提著提包，走不了幾步，就把手中的提包換到另一隻手中。我之所以不想在堂弟的門口下車，是不想讓堂弟和村裏的人們看到西裝革履在外頭工作的我同他們一樣回家時坐著毛驢拉的平車。
我首先回到了堂弟的家中。
我父親是根獨苗，沒有兄弟，倒是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但她們都已經去世多年。平時，我回到老家，大多數的時間是在朋友的家裏居住。但這次不同，因為這次回家的主要任務是為母親合葬，這就需要同本家的人商量，找本家的人們幫忙，這是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假使不找他們，到時候除了不幹活還會出來說三道四，認為你目中無人，說你是不懂禮儀，盡管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並不是真心地想幫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