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神同在
——饒雲華小說論
因受認知程度的限製，先民們常將自然界中無法解釋的現象賦予神秘的色彩，以神話、傳說構築一片與現實相間隔的異質性世界。這片世界神奇恍惚、巫風迷離，由此衍生出來的民間想象，成為植根鄉土的作家們關注的焦點。饒雲華是較早關注民間文藝中神巫敘事的作家之一，他早期的小說多描寫農村的社會風俗，揭示農村婚姻製度的悲劇和基層教育的現狀，表現處於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的悲喜憂樂，具有一定的可讀性。後來他將目光投向了千裏彝山的深厚土壤，以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神話學的視角返觀這片神秘多姿的土地，著力探究這塊土地上人們的困厄、迷茫與奮爭，不斷拓寬文學表現的空間，提升作品的美學價值和社會意義。
在饒雲華的神巫敘事中，畢摩和蠱婆是兩種主要的人物形象，也是敘事的主體。畢摩是彝族地區的知識分子，懂天文曆法，會占卜算卦，通醫藥祭祀，掌管本民族的典禮、驅邪等重大活動，是智者的象征，受人尊敬；蠱婆的形象則具有雙麵性：一方麵蠱婆通過“法力”放“好蠱”懲惡揚善，另一方麵也會借法徇私，放“惡蠱”禍祟鄉鄰，人們對其又敬又畏。在彝族地區，畢摩是每一個人都渴望擁有的身份，蠱婆則是人們唯恐避之不及的名詞，一個人若被認作蠱婆，意味著她一半是神仙，一半是魔鬼，她將麵對人們對她的歧視、折磨甚至迫害。饒雲華敏銳地捕捉到這個差異，他的小說多以此為切入點，在揭露巫蠱現象對勞動婦女及其家庭帶來的危害甚至毀滅性災難中，進一步呈示出它對社會造成的民族性創傷。
某種程度上，蠱婆的身份是強迫性的接受，是他人強加的結果。小說《另一種對抗》講述箐底寨在一次分糧時，係秤砣的繩子突然斷裂，秤杆被摔斷，經畢摩（朵覡）前來占卜，推出是“我”（周玉秀）在秤上放了蠱，造成分糧無法繼續，因此認定“我”是本地絕跡了多年又重新出現的蠱婆。這本來是一個荒誕性的推論，可在人心澆漓、蒙昧充斥一切的年代，人們無法找到合理解釋秤砣突然墜落的理由，而畢摩的解釋從眼前現象、民間傳說中都似乎可尋出不容置疑的正確性依據，加上畢摩本身的正統形象，“我”是蠱婆的定論就這樣被確立了。接下來的情節，是畢摩和村幹部的步步進逼，逼迫“我”自己承認是蠱婆，並列舉出一連串事先編織好的證據：做飯的甑子不上氣是“我”放了蠱，阿柱偷吃了蘿卜肚子疼是“我”放了蠱，秤砣上的繩子斷了也是“我”將放了蠱的老鼠塞進保管室咬的……在村人的排擠和異樣眼光中，為了免受更大的折磨，“我”隻好一一承認了上述的推論，甚至交待，二娃子打人也是因為給他放了蠱。“我”自此“踏上了孤獨寂寞的人生之旅……”
周玉秀的遭遇並非個別現象，具有更大範圍內的普遍性，彝族的許多女子，就是這樣被強行賦予了神性的特征，這層神秘的光環在她們身上不但沒受人膜拜，反而成為一道決定其生死的緊箍咒。受篇幅所限，這篇小說隻是截取了一個側麵，即主人公被認定為蠱婆的荒謬過程，而在中篇小說《蠱婆阿秀》裏，隨著故事情節的進一步發展，小說的悲劇意識也在不斷深化。《蠱婆阿秀》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家族在為青春少女“我”（阿秀）施行成人禮過程中，老畢摩在施法中突然昏倒，醒來後回憶荒誕的夢，夢見他的靈魂回到水草豐茂的祖靈之地，見到了大名鼎鼎的蠱靈阿波美，才知原來少女阿秀是阿波美選定的蠱婆。“老朵覡又回憶說，他在為我作法頌經時，剛剛念出阿秀的名字，就感覺渾身一顫，眼前出現的阿秀就不是阿秀了，變成了蠱靈阿波美。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現象。正納悶呢，阿波美就眼放金光，迷蠱一個個湧來，自己就飄飄忽忽回到遙遠的祖靈之地了。”這樣，“我”就成了眾人皆知的蠱婆。如前所述，被認定為蠱婆並不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它往往伴隨著遭人算計的危險，甚至滅頂之災。阿秀的災難隨之而來，先是飽受族人“送蠱魂”儀式的折磨，搗騰得家徒四壁，每況愈下。接著想嫁給一個體弱多病的半大小子，借此改變處境，誰知訂親的人家在半路誤食了有毒的菌子而絕了戶，被認為是中了酒蠱而死，憤恨的矛頭直指向她。這樁事件經過別有用心者的挑撥利用，阿秀一家被逼到了家破人亡的深淵，父母被“打冤家”（前代的冤仇後代來報複，冤冤相報）的人害死，自己卻僥幸逃脫，躲進深山成了野人和土匪。新生的政權對這個被舊社會壓迫的婦女沒給予絲毫的同情，在瀕臨死亡的邊緣，所幸遇到與之一同成長的達沙哥，阿秀才免於被鎮壓的命運。曆經了半個多世紀的離亂坎坷，在晚年，阿秀雖然還保持著少女時代對美的憧憬（精心縫製繡花刺樣的彝裝），但在別人眼中依然是一個古怪的人物，依然被人猜疑、提防或以獵奇的眼光來打探，一直沒過上屬於一個正常人的平靜生活。小說中的荒誕感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這種荒誕並非無中生有，它有著深厚的現實根基，是作者在對少數民族地區巫蠱迷信禍害人民的血腥事件的調查基礎上，結合上世紀暴風驟雨式的社會變革而創作出來的。兩篇作品雖然沒有情節上的絕對關聯性，但內在的邏輯和悲劇精神卻可視作前後的承繼關係，在《另一種對抗》中沒有完成的人物造型和沒有建構起的意義世界，在《蠱婆阿秀》裏得到了延展和發揮。作者借助神巫敘事的特殊手法，以悲情的筆觸表現個人命運在時代洪流中被裹挾、摧殘和吞噬，以此鞭笞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痼疾，展示人性向度，表現了作家的社會擔當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