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記憶中的時代履痕
——讀王堯《一個人的八十年代》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當代史進程中有著鮮明的承繼意義，政治領域的體製改革使中國走上了新的民主道路，現代性思潮的全新湧入，則實現了思想文化領域的艱難蛻變。這是一個可提供諸多話題的時代，在當前學術界“重返八十年代”的話語浪潮中，產生了一批以宏觀敘述為主的著作，多著眼於對八十年代價值的重新判定。
王堯的《一個人的八十年代》則另辟蹊徑。他不追求宏大敘事的理論熱情，而是以個體回憶為線索，通過對自身經曆的回顧，返觀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曆程。這是一次帶著苦澀與溫情的返鄉之旅，既是重返地理學意義上的故鄉，又是檢視自己近三十年來不斷磨礪並走向成熟的精神史，其間，八十年代曾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書的前半部分，作者回憶鄉野田園生活中童年頑皮的嬉戲，少時酸澀的求學和農人艱辛的勞作等，在很多細節刻畫與心態描摹上，讓人產生共鳴。這是帶著體溫與性情的寫作，在當代作家普遍散失了精神之根的文化語境中，王堯選擇了一種獨特的寫作視角和言說方式，將看似平常的生活體驗與不可複製的個人經曆訴諸文字，個體心靈呈示出時代的普遍性，凸顯了文學的創造性品格。盡管作者認為本書不是他的“精神自傳”，但不可否認的是，書中重現的作者求索曆程，正是他們這一代人人生之路的縮影。
王堯八十年代後的人生，一直在大學中求學、工作和生活，對大學教育的現狀與成敗得失有著深刻的感受。他以在場者的切身體驗，對解禁之初的思想文化狀況作了評述，對那個讓今天看來啼笑皆非的時代作了理性而又不乏激情的思考，尤其是對大學人文教育的失落、學術評價體製的弊端和大學逐漸“政治”化、官僚化的趨向發出了憂傷的感歎。因此，他在新世紀之初的幾年裏，以極大的精力組織“小說家講壇”，策劃“新人文對話錄叢書”，為文學批評與研究重返文學實踐的現場，以實現文學批評對當下文學發展的幹預做出積極的努力，並提供了有力的範例。
以某種文體為主要寫作方式的作者，筆下的文字也會有其鮮明的文體特征，簡言之，小說家、詩人、評論家，在散文表述方式上大都不盡相同。一般而言，小說家散文在敘事及細節刻畫方麵要更勝一籌，詩人散文則倚重於濃烈的情感抒發。相比較，評論家散文的學理性要嚴謹得多，注重文辭的精心推敲和內部邏輯關係的推演，力避辭不達意與淩空蹈虛的傾向，但是往往略顯枯燥和板滯。王堯素以研究現當代散文史和“文革”文學著稱，兼及當代文學批評與散文寫作，他習慣以學理的眼光探本溯源，揭示文學產生的本真形態與內核特質，在進行質問、駁詰的理論思辨中，又以個體才華、性情豐盈言語肌理，探尋知識分子獨特的價值立場和話語表達方式。他的文章有一種理性與感性的交融，纏繞著思想與激情的魅力，即使是寫嚴密的學術論文，也依然掩飾不住字裏行間的豐沛才情。這種身兼學者與作家雙重身份特征的知識分子，自上世紀三十年代活躍於文壇的那一批學人相繼謝世之後，就很難再覓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