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流漁舟上的舵手和水手
從小到老，在人生的航程中，家人，師長，領導，朋友，是我這條流漁舟（劉育州）上的舵手和水手，有他們把握航向，經過了美麗河灣，闖過了急流險灘。
我的父親劉士亨，是個闖過關東的農民，很有主見。他堅持讓我上私塾，讀了《三字經》、《百家姓》、《論語》、《大學》、《孟子》、《詩經》，有了這些古文底子，終身受益。父母勒緊褲腰帶，供我上完開封藝術師範學校，使我有了獨立謀生的能力。
1949年上初中時，語文老師李善如，東北人，瘦高個兒，課講得好，同學們愛聽。他常在我的作文上圈圈點點，批讚語。有一次還把我的作文貼到院子裏，讓大家看。於是我對寫作文，便越來越有興趣，越來越努力。
1955年開封藝術師範學校畢業，分配到澠池縣常村小學教音樂美術時，就農村業餘劇團的排戲演戲問題，向縣政府文教科寫了一封信。科長楊建武看後，把我調進了澠池縣曲劇團，18年的劇團生涯，為我日後成為編劇，準備了不少條件。
我的第一個戲《南千嶺之歌》，是在導演武育民幫助下寫成的，1959年參加省裏調演後，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因未找到劇本，暫告闕如。
“文革”中，在我挨批挨鬥最倒黴的時候，篤忠小鄉黨委書記李栓群怕我被打死或被打殘，偷偷塞給我20塊錢，讓我逃命。途中一對老夫妻給我打雞蛋茶，烙油饃，囑咐我走在路上，要遠離紅旗和廣播。
1972年，《櫃台內外》要和河南省歌舞團組成一個晚會，晉京調演。洛陽地區文化局領導人李群照、尤守禎讓我到劇組參與修改劇本。調演結束後，以劇組為班底，組建了洛陽地區曲劇團，我成為負責人之一。
中共洛陽地委宣傳部副部長李萬，熱愛戲劇，關心作者。他發文件，為作者平反，不留尾巴；通知各縣，讓作者外出參觀，開闊眼界。改任我為地區戲研室主任，負責抓創作。作者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洛陽地區出現了一個戲劇創作高潮。我的幾個劇本也是在這個時候寫出來的。
洛陽的盛長柱，不單是我的合作者，還是我家庭的支撐者，有了事，常常不請自到。兒子劉中當兵事，就是由他一手操辦的。
蒙河南省文聯副主席吉兆明和省劇協秘書長韓世傑的錯愛，提議把我調入省劇協工作，1984年我成了“省裏人”。
不久，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楊蘭春找我談過一次話，說：你50歲左右，生活閱曆和藝術修養有了一定積累，應該寫點好東西，打到全國去。電視劇《巾幗英雄花木蘭》寫出來後，曾向他講過故事。聽完了，他說：能係留住人，好好錘煉。他的話成了我創作上的動力。
省劇協副主席荊樺，是我的領導，也是我的朋友。他不但在創作上支持我，宣傳我；還關心我的家庭，幫助把女兒曉莉從洛陽大學調到鄭州。
我的老師趙抱衡，我的學生邵留群，《河南戲劇》主編呂有寬，省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劉景亮，中國民協副主席夏挽群，省曲協副主席慶遂增，解放軍外語音像出版社總編趙小江等，都給過我很大幫助。
我和我的夫人劉笑霞能組成家庭，全仰仗《詩刊》主編楊子敏。當時他是駐澠池縣的中央文化工作隊副隊長，和笑霞的哥哥劉海籌是老戰友。因為笑霞出身地主家庭，我們相愛，受到一位領導的警告：要共產黨員不要地主；要地主不要共產黨員。楊子敏知道後，約我談話：“劉笑霞的父親劉子建，早年畢業於河南優級師範（河南大學前身），參加過辛亥革命。抗日戰爭期間，送兒子劉海籌參加八路軍，通電反蔣。他是民主進步人士，不是地主分子。劉笑霞是新中國學校培養的學生，更不是地主分子。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我不但出身地主家庭，父親還當過漢奸，影響我參加革命了嗎？影響我入黨了嗎？沒有。”在他的幫助下，我們終於結婚了，婚禮是趕在他回京前舉辦的。
笑霞從小拾煤撿菜，忍饑挨餓，沒過一天好日子。1960年她考上洛陽地區戲校，戲校解散，來到澠池縣劇團，我們方才相識。她吃苦耐勞，淳樸善良，是一位賢妻良母。我在外邊事情多，忙起來常常不顧家。她是頂梁柱，沒有她，家要塌。是她解決了我的後顧之憂，方使我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和創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是我所有作品的合作者。
有的東西寫成了作品，有的東西寫成了廢品，總結正反兩方麵經驗教訓，人物關係、懸念、語言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還是要寫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不熟悉的，等弄熟悉了再動筆。
錯誤難免，恭請指正。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借拙作出版之際，向祖國致敬！向流漁舟上的舵手和水手致敬！
劉育州2009年金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