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沉沉夜幕 重重宮闈
商鞅終於開始忙自己的事了。
從墓地回來，商鞅心裏空蕩蕩的。他第一次感到了失意與沮喪，將自己關在書房裏默默流淚。孝公盛年病逝，對他的心靈是重重一擊。除了那天下難覓的君臣情誼，除了那同心同德的默契，最令人痛心的，是他們攜手相扶的大業半途而廢。秦孝公在函穀關遠望的憤激與遺恨，正是商鞅最為痛心的傷口。若再有二十年，他們的功業將何其輝煌？隻有那時，才可以說，商鞅的法家學說獲得了徹底的勝利……如今秦公去了，商鞅才驟然感到了獨木難支，感到了秦孝公作為他背後的支柱是何等重要。以他冷峻淩厲的性格，無與倫比的才華，隻有秦孝公這樣的國君才能讓他放手施展。堅實厚重的秦孝公，從來不怕商鞅的光芒淹沒了自己，從來都是義無反顧苦心周旋，為他掃清所有障礙。即或是有人風言：“秦國民眾唯知商君之‘令’，而不知國君之‘書’。”秦孝公也是微微一笑，不予理睬。而今秦公去了，自己還能遇到如此罕見的國君麼？不能了，永遠不能了。自古以來，明君強臣之間便是可遇不可求的。
更深人靜，商鞅平靜了下來。他寫好了辭官書，準備新君明日即位後鄭重呈送。即位大典的事，他已經交給了景監車英，不用親自操持了。他要做的是盡快善後，整理準備交接的官文，集中屬於自己的典籍書卷，以備辭官後治學。也就是說，他所有的事都集中在書房，書房之外的善後完全用不著他操心。熒玉卻覺得他未免太急，侄子剛剛即位，他這位姑父商君就要辭官，總有點兒不妥。商鞅隻是笑笑，也不多說，隻顧在書房裏忙。
商鞅不好對熒玉明說的，是自己的那種異常感覺。
從嬴駟回到鹹陽，商鞅就感到了這位太子和自己的疏離與陌生，盡管太子非常地尊重自己，見了自己恭敬得甚至超過了尋常官員。但正是這種“敬”，使商鞅感到了內心的“遠”。商鞅雖不善從小處處人，但卻善於從大處處人。譬如對待太子，商鞅在二十多年中，竟一直無從彌合他和少年嬴駟之間的傷口。按照常理，小嬴駟犯法理虧，商鞅隻要多接觸多開導，稍稍給“放逐”中的嬴駟一些照料撫慰，依嬴駟的悟性自悔，這種傷口當不難彌合。但商鞅卻從來沒有想過這樣去做。他的嚴厲、他的自尊、他的注意力、他的盡公無私，都不允許他這樣做。在商鞅看來，一個做錯了事的人若再去計較處罰他的人，那是不可思議的。一個誌存高遠的法家名士，如果再存心回頭撫慰依法處置的罪人，同樣是不可思議的。即使這個“罪人”具有最特殊的身份，他也不可能改變自己的本色。二十多年後，當商鞅敏銳覺察到這種“敬而遠之”時，這種傷口已經成了難以填補的鴻溝。
對人心人情人事的洞察，商鞅又是無與倫比的，這種溝壑看得很清楚。商鞅的過人處，正在於他不會在大局上迷失自己。留在國中，與新君貌合神離，上下不同心，豈能再創大業？況且，新君嬴駟已經完全成熟，自己這個“震主”權臣留在國中，反倒多有不便。更重要的是秦孝公臨終前的囑托：嬴駟能扶則扶，不能扶則商君自立為秦公，使商鞅處於一種微妙的難堪地位。這個囑托是當眾說的，大臣們都知道，商鞅也認為這是秦孝公的肺腑之言。論能力，論實力，論威望，論民意，商鞅都可以做到廢嬴駟而自立。按商鞅的本色品格，也絕不會顧忌天下非議與舊貴族的罵聲。假若嬴駟真的不堪重任，商鞅是會那樣做的，而且毫不猶豫，做得幹淨利落。
然則，如今的嬴駟完全可擔大任，且對新法一力維護，自己如何能因嬴駟與自己“不合”而發難？如果商鞅是一個以權力為第一生命者，也許恰恰這個“不合”，便是發難的最大理由。但是，商鞅畢生追求的恰恰是功業，而不是權力。功業完成之後，僅僅為了保持權力而傾軋，何談頂天立地之名士？既然認可了嬴駟，就應當為他開道，讓他放開手腳去做。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明君豈怕找不到良才輔佐？留在國中，嬴駟坐立不安，非議也會紛至遝來，對自己不利事小，引起裂痕內亂事大。
商鞅辭官，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想引出那些神秘的影子。
除了秘密活動的公孫賈，商鞅對嬴虔和甘龍的死始終感到蹊蹺。尤其在知道了秦孝公那次“元老宴”的真實意圖之後，商鞅更是疑慮重重。假如這些“該死”者都沒有死，他們顯然是將希望寄托在嬴駟身上。這些人發現了何等跡象，篤定嬴駟會支持他們？如果是這樣，商鞅倒想看看他們究竟要做何圖謀。自己辭官，無疑會引得他們早日出來，若有不測，自己也來得及收拾。
次日清晨，剛剛舉行完嬴駟的即位大典，商鞅就將辭官書交給了國府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