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望鹹陽 一代名將欲哭無淚
連接兩封密書，大將軍蒙恬的脊梁骨發涼了。
旬日之前，胞弟蒙毅發來一封家書，說他已經從琅邪台“還禱山川”返回鹹陽，目下國中大局妥當，隴西侯李信所部正在東進之中；皇帝陛下風寒勞累，或在琅邪歇息些許時日，而後繼續大巡狩之旅。密書最後的話語是耐人尋味的：“陛下大巡狩行將還國，或西折南下徑回秦中，或渡河北上巡視長城，兄當與皇長子時刻留意。”蒙恬敏銳過人，立即從這封突兀而含混的“家書”中，嗅到了一股不尋常的氣息。沒有片刻猶豫，蒙恬立即來到了監軍皇長子扶蘇的行轅。
自去歲扶蘇重新北上，皇帝的一道詔書追來，九原的將權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化。變化軸心，在於扶蘇不再僅僅是一個血統尊貴的單純的皇長子，而已經成為皇帝下詔正式任命的監軍大臣了。列位看官留意，整個戰國與秦帝國時代，大將出征或駐屯的常態，或曰體製，都是僅僅受命於君王兵符的獨立將權製。也就是說，主將一旦受命於君王而拜領兵符，其統軍號令權是不受幹預的，軍中所有將士吏員都無一例外的是統兵主將的屬員，都得無條件服從主將號令。其時，監軍之職完全是因人而異的臨時職司，在整個戰國與秦帝國時期是極少設置的。監軍之普遍化或成為定製，至少是兩漢三國以後的事情了。此時，始皇帝之所以將扶蘇任命為九原監軍，本意並非製約蒙恬將權，而是在皇帝與事實上的儲君發生國政歧見後對天下臣民的一種宣示方略——既以使扶蘇離國的方式，向天下昭示反複辟的長策不可變更；又以扶蘇監軍的方式，向天下昭示對皇長子的信任沒有動搖。蒙恬深解皇帝意蘊。扶蘇更體察父皇苦心。是故，九原幕府格局雖變，兩人的信任卻一如既往，既沒有絲毫影響軍事號令，更沒有任何的齟齬發生。唯一的不同，隻是扶蘇的軍帳變成了監軍行轅，格局與蒙恬的大將軍幕府一般宏闊了。
雖然如此，蒙恬還是憂心忡忡。
蒙恬之憂，不在胡人邊患，而在扶蘇的變化。自重回九原大軍，扶蘇再也沒有了既往的飛揚激發，再也沒有了回鹹陽參政期間的膽魄與鋒銳。那個剛毅武勇信人奮士的扶蘇，似乎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蒙恬與將士們所看到的，是一個深居簡出鬱悶終日且對軍政大事不聞不問的扶蘇。有幾次，蒙恬有意差遣中軍司馬向扶蘇稟報長城修築的艱難，稟報再次反擊匈奴的籌劃進境，或力請監軍巡視激勵民力，或請命監軍督導將士。可扶蘇每次都在伏案讀書，每次都是淡淡一句：“舉凡軍政大事，悉聽大將軍號令。”說罷便再也不抬頭了。蒙恬深知扶蘇心病，卻又無法明徹說開。其間顧忌，是必然地要牽涉皇帝，要牽涉帝國反複辟的大政，甚或要必然地牽涉出儲君立身之道。凡此等等，無一不是難以說清的話題。蒙恬縱然心明如鏡，也深恐越說越說不清。畢竟，蒙恬既要堅定地維護皇帝，又得全力地護持扶蘇，既不能放棄他與扶蘇認定的寬政理念，又不能否定皇帝秉持的鐵腕反複辟長策。兩難糾纏，何如不說？
更何況，蒙恬自己也是鬱悶在心，難以排解。
扶蘇回鹹陽參政，非但未能實現蒙恬所期望的明立太子，反而再度離國北上，蒙恬頓時感到了空前沉重的壓力。其時，帝國朝野都隱隱將蒙恬蒙毅兄弟與皇長子扶蘇看做一黨。事實上，在反複辟的方略上，在天下民治的政見上，扶蘇與蒙氏兄弟也確實一心。李斯姚賈馮劫頓弱等，則是鐵腕反複辟與法治天下的堅定主張者。以山東人士的戰國目光看去，這便是帝國廟堂的兩黨，李斯、蒙恬各為軸心。蒙恬很是厭惡此等評判，因為他很清楚：政道歧見之要害，在於皇帝與李斯等大臣的方略一致，從而使一統天下後的治國之道變成了不容任何變化的僵硬法治。此間根本，與其說皇帝接納了李斯等人的方略，毋寧說李斯等秉持了皇帝的意願而提出了這一方略。畢竟，一統帝國的真正支柱是皇帝，而不是丞相李斯與馮去疾，更不會是姚賈馮劫與頓弱。皇帝是超邁古今的，皇帝的權力是任何人威脅不了的。你能說，如此重大的長策，僅僅是皇帝接納了大臣主張而沒有皇帝的意願與決斷麼？唯其如此，扶蘇政見的被拒絕，便也是蒙氏兄弟政見的被拒絕。蒙恬深感不安的是，在皇帝三十餘年的君臣風雨協力中，這是第一次大政分歧。更令蒙恬憂慮的是，這一分歧不僅僅是政見，還包括了對帝國儲君的遴選與確立。若僅僅是政見不同，蒙恬不會如此憂心。若僅僅是儲君遴選，蒙恬也不會倍感壓力。偏偏是兩事互為一體，使蒙恬陷入了一種極其難堪的泥沼。想堅持自己政見，必然要牽涉扶蘇蒙毅，很容易使自己的政見被多事者曲解為合謀；想推動扶蘇早立太子，又必然牽涉政見，反很容易使皇帝因堅持鐵腕反複辟而擱置扶蘇。唯其兩難，蒙恬至今沒有就扶蘇監軍與自己政見對皇帝正式上書，也沒有趕回鹹陽麵陳。蒙毅也一樣，第一次在廟堂大政上保持了最長時日的沉默，始終沒有正麵說話。然則，長久默然也是一種極大的風險：既在政風坦蕩的秦政廟堂顯得怪異，又在大陽同心的君臣際遇中抹上了一道太深的陰影，其結局是不堪設想的。目下，盡管蒙恬蒙毅與扶蘇，誰都沒有失去朝野的關注與皇帝的信任，然則，蒙恬的心緒卻越來越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