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類文明史作橫向對比，秦政則是同時代人類文明的最高水準。大體同時代的西方羅馬帝國的殘酷暴烈，與秦帝國的法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舉凡人類在自然經濟時代的野蠻標誌，都是西方羅馬帝國及中世紀的專屬物：鬥獸場、奴隸角鬥士、初夜權、奴隸買賣製、領主私刑製、貞操帶、以掠奪為實質的宗教戰爭等等等等，其觸目驚心，其陰暗恐怖，盡出西方落後文明也。這是曆史的事實，不能因為西方社會今日的相對文明發達而否定其曆史的野蠻性。客觀地說，相比於西方羅馬帝國，秦帝國的文明水準至少超過其半個時代，或者說高出其半個社會形態。
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國“暴政”，並極其武斷地以此作為秦亡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曆史事實依據，又與高端文明時代的審視理念顯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就曆史觀而言，我們不否認秦政與秦亡的內在聯係，我們更對基於探究曆史經驗教訓而研究秦亡與秦政之間的因果聯係，表示由衷的敬意。我們隻對缺乏曆史依據的“暴政亡秦”說給予必須的否定，並客觀公正地論述我們的理念。
要探究秦亡奧秘，首先得明確兩則根基。
其一，將作為文明體係的帝國創造物——秦政體係，與作為權力主體的秦帝國區別開來，建立一種明確的認知：權力主體之與其文明創造物，是兩個具有不同運行邏輯的各自獨立的主體。兩者之間有聯係，但並無必然的興亡因果關係。秦帝國的速亡結局，並不必然證明其文明體係（秦政）的暴虐。秦二世趙高政權的暴虐殺戮，隻是帝國權力主體在曆史延續中的變形，而不是作為帝國創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
用說了。當時的始皇帝與天下臣民，事實上已經將扶蘇作為儲君對待了。盡管在施政寬嚴尺度上，扶蘇的寬政理念被更看重複辟嚴重性的始皇帝否定了，但就其實際處置看，扶蘇的重要性絲毫沒有減弱。當此之時，曆史卻突兀地呈現出一幅最荒誕的畫麵：始皇帝突然死於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國的二世皇帝！
這一突兀變化的成因，及其演進環節所包含的具體因素，始終無法以常理推斷。幾乎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是突發的，幾乎任何一個因素都是突然變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預料的邏輯性。突發性與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覺地產生一種曆史幻覺：莫非這當真是古人所謂的天意？
透析這場政變對秦帝國的直接的全麵的內毀，認識其突發性與偶然性這一特質，是極其重要的。唯其突發，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議，才有了秦帝國中央政權的堅實結構迅速瓦解崩潰，才有了帝國臣民依然本著奉公守法的傳統精神，在連番驚愕中不自覺接受了權力軸心極其荒誕的惡性作為。惡性政變突發，農民暴動又突發。秦帝國所有足以糾正中央惡變的政治力量，都因為沒有起碼的醞釀時間，而最終一一宣告失敗。從根本上說，政變的突發性與農民舉事的突發性聚合，決定了其後帝國命運的殘酷性。這場突發政變所彙聚的曆史偶然性因素，大體有如下方麵：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確立扶蘇為太子，偶然性一也。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堅執進行最後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也。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蘇北上九原監軍，偶然性三也。
始皇帝最後一次大巡狩，於諸皇子中獨帶胡亥，偶然性四也。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鹹陽，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在蒙毅離開後以趙高兼領符璽令，偶然性六也。
始皇帝於沙丘行營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也。
突發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寫完遺詔，偶然性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