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三年六月底，皇上下發聖旨，加收剿餉。
鄭勳睿看著桌上的敕書，想起明末三餉，明末三餉為遼餉、剿餉和練餉。
遼餉自萬曆四十六年就開始征收，名義上是為了遼東的戰鬥支出，平均每畝地加征九厘，崇禎四年的時候，又提高到每畝地一分二厘，每年可以多征收農業賦稅六百六十七萬兩。
皇上下旨開始征收剿餉，就是對付流寇的，每畝地增加五厘，全年可征收兩百八十萬兩。
至於說練餉，因為鄭勳睿的穿越，迄今尚未開始征收。
鄭勳睿明白，這肯定是楊嗣昌的意思，十麵埋伏、四正六隅的戰役，需要大量的錢糧，朝廷拿不出來那麼多的錢糧，於是負擔就轉移到百姓的身上去了。
嚴格說起來，明朝的農業賦稅，並不是特別重的，與之後的清朝比較起來，不算是特別多，且大明的官吏一直都呼籲朝廷不應該與民爭利，必須要藏富於民，更因為明太祖朱元璋知道農民的辛苦，故而賦稅定的不高。各級的官府若是嚴格按照賦稅之要求征收，絕大部分的農戶是能夠承受的。
可惜實際情況絕非如此。
崇禎年間大規模的災荒，已經將百姓逼到了絕路之上，很多地方赤地千裏，就算是朝廷免去這些地方百姓的賦稅，百姓都是活不下去的，故而增加剿餉，等同於飲鴆止渴。
其次就是人禍，朝廷決定征收剿餉，每畝地增加的賦稅是五厘，可到下麵實際操作的時候，就會變成一分左右，地方官吏可以從中大肆貪汙，甚至出現了有些地方已經征收起來了剿餉，卻言當地百姓困苦，無法征收剿餉。
大明的農業賦稅的確不高，但苛捐雜稅高的出奇，因為流寇的騷擾，也因為後金韃子的侵襲，各地官府想方設法的以練兵或者加強防禦的名義征收苛捐雜稅，而這些苛捐雜稅的數量，往往是賦稅的數倍以上，這就讓老百姓無法承受了。
農戶本就無法承受苛捐雜稅，土地的兼並讓他們的負擔更加的沉重，大明有功名的讀書人，可以少繳納甚至是不繳納農業賦稅，進士、舉人和生員，分別按照朝廷的規定，可以免去多少田畝的農業賦稅，正德年間之後，士大夫階層基本不繳納農業賦稅，這是朝廷優待讀書人的舉措，可惜這樣的舉措，被士大夫充分利用起來，他們開始大規模的兼並土地，農戶因為無法承擔沉重的苛捐雜稅，心甘情願將土地賣給士大夫和商賈。
賦稅的總額是不會變化的，也就是說官府需要征收到的糧食和銀兩數目不變化，並不因為土地的兼並減少，於是那些耕種土地的農戶，就要承擔土地兼並的惡果，他們的賦稅一路增加，甚至超過田畝收入的六成，如此的情況之下，農戶當然沒有活路了。
剿餉的征收，將是新一輪災難的開始。
南直隸也需要承擔一定數額的剿餉，隻不過這一次征收的剿餉，需要全部上繳到朝廷，南直隸不能夠扣留，因為這筆剿餉是專門用於剿滅流寇的。
徐望華看著鄭勳睿開口了。
“大人，這肯定是內閣楊大人提出來的建議，加征剿餉，北方剿滅流寇的錢糧就出來了，正是秋收的季節，想必朝廷能夠征收到剿餉。”
“徐先生，你說的不錯，這應該是楊嗣昌提出來的建議，皇上的聖旨倒也客氣，說是讓百姓忍受一年，吃一年的苦，想的太簡單了，既然賦稅增加了，怎麼可能一年之後就不征收了，皇上真的以為一年時間能夠徹底剿滅流寇嗎。”
“屬下也覺得是如此，不說北方，就說南方各地，百姓的負擔已經無法承受，杭州、湖州和嘉興的洪門稟報，當地百姓的苛捐雜稅名目繁多，數不勝數，百姓甚至不知道繳納的是什麼賦稅，當地官府也不解釋，就是一味強行的收取。”
“不錯，這樣的情形已經存在好多年了，當初北方的百姓大規模的造反，就是被逼得走投無路，朝廷拿不出來錢糧剿滅流寇，就增加百姓的負擔，這樣下去，能夠剿滅流寇才是怪事了。”
“大人說的是，百姓被逼得走投無路，還不是要加入到流寇的隊伍之中，這樣至少能夠暫時的活下來，總比等死的好。”
兩人的話語尚未說完，戶部尚書羅昌洛進來了。
“大人，朝廷敕書要求南直隸一共要上繳剿餉一百零七萬兩。”
鄭勳睿愣了一下，看著羅昌洛，沒有明白過來，剿餉是在大明各地征收的，按照正常的計算，南直隸包括淮北等地，應該承擔的剿餉大約為三十多萬兩白銀，這剿餉的征收，可不是看地方是不是富庶，而是按照田畝的多少來征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