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碰了兩個軟釘子，教授再一次發“難”：“我可以知道您是來自哪個中國嗎？”教授的這個問題顯然是經過精心策劃的一個陷阱。教授挑明了問題，“我是想知道，您是來自台灣中國還是北京中國。”霎時，全班幾十雙不同顏色的眼睛一齊掃向了中國留學生和一位台灣同學。中國留學生沉靜地說：“隻有一個中國，教授先生。這是常識。”隨後，那位台灣同學在教授和同學們的注視下也慢慢說：“隻有一個中國，教授先生，這是常識。”
這句答話雖簡短，卻字字千鈞，尤其著重強調了“教授”和“常識”兩詞，言外之意不乏嘲諷：這麼普通的常識教授都不知道。這也暗示著自己對此問題的立場不容置疑，也宣告了教授陰謀的破產。
教授把話題直接拉到一個更進一步的問題上：“您認為在台灣問題上，該是誰負主要責任呢？”中國留學生對這種步步緊逼、層層深入的實質性問題和開門見山、單刀直入的提問方式，反倒表現出一派清朗和幽默輕鬆的風度：“該是我們的父輩，教授先生，那會兒他們還年紀輕輕哩！”
教授仍緊追不舍，不依不饒：“依您之見，台灣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呢？”“教授先生，中國有句古活，叫做‘一人做事一人當’。我們的父輩還健在哩……我們沒有權力去剝奪父輩們解決他們自己釀就的難題的資格。”在充滿幽默感的笑聲中，中國留學生巧妙地化實為虛，把話題全部轉移到“父輩”身上，也就把教授所提問題的犀利鋒芒化解。然而，教授接著對於“父輩”的話題順理成章地又是一個淩厲的攻勢：“我想，您不會否認鄧小平先生該是你們的父輩。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決台灣問題？”中國留學生以不變應萬變：“我想，如今擺在鄧小平先生桌麵的，台灣問題並非是最重要的。”教授馬上接著問：“您認為在鄧小平先生的桌麵上，什麼問題是最重要的？”中國留學生迅速答道：“依我之見，如何使中國盡早富強起來是他迫切需要考慮的。”答到此，已經意味著關於“台灣問題”的對話的徹底結束，且是以教授的慘敗而告終的。
教授終於孤注一擲地“拋”出一個更大難度的問題：“我實在願意請教，中國富強的標準是什麼？這兒坐的二十幾個國家的學生，我想大家都有興趣弄清楚這一點。”中國留學生站了起來，一字一板地說：“最起碼的一條是：任何一個離開國門的我的同胞，再不會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這類刁難。”借中國富強標準之題，莊嚴地宣告了中國人人格的不容侵犯，同時對教授連番的刁難給予致命的一擊。盡管也是旁敲側擊，並給這場“刁難”與反“刁難”的舌戰畫上了句號。
這場舌戰是精彩的，而更精彩的是它的真正結尾：教授離開了講台走向中國留學生，一隻手掌放到他肩上，輕輕地說：“我絲毫沒有刁難您的意思。我隻是想知道，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是如何看待他們自己國家的問題的。”然後，他大步走到教室中央大聲宣布：“我向中國人脫帽致敬。下課。”
行善接力
◎文/李華偉
從一位不知名的錫克教徒到一名印度公務員再到他的助手，再從助手到他兒子然後到一個狼狽萬分的外國人，雖然所贈有限，但其心意遠遠超過錢的數額。它令我時時想起，我該為別人做點什麼？這種行善接力會在許多心靈中播下愛的種子，從而使行善成為很多人的習慣。
印度一個名叫梅農的人初抵新德裏，想在政府機關找份工作，但是他剛抵達目的地，所有的財物便在火車站被人偷光。他進退維穀，於是向一位年老的錫克教徒訴說他的苦處，希望能借到15盧比暫時應急，承諾一找到工作就還錢。那人把錢借給了梅農，但硬不肯給出自己的姓名和住址，隻是說，施恩的是一個陌生人，接受施恩的也該是一個陌生人。
梅農終身不忘這筆債，後來以行善出了名。不久以前，我在孟買機場寄存行李櫃台前想領回我的行李，可是身邊沒有印度錢幣，服務員又不肯收旅行支票。這時，我旁邊一位陌生人替我付了寄存行李費，然後把梅農的故事講給我聽，叫我不必計較該還給他多少錢。他解釋說：他父親是梅農的助手。